“金税三期”改革的税收征管效应研究：企业投资视角

“金税三期”分阶段实施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效应提供了契机,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金税三期”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改革降低了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形成征管效应,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减少企业拥有的自由现金流,最终影响了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监管效应,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税收征管强度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能为“金税四期”改革的推行和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地区幸福感对区域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地区幸福感三分位排名与企业投资水平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地区幸福不公平感则显著抑制企业的投资水平;位于幸福"质量"最优区域的企业投资水平显著高于位于幸福"质量"次优区域的企业;这些显著关系则主要存在于成立年限较短的企业和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近年来,实业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家族企业的金融投资水平快速攀升引致的“脱实向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利用中国A股家族控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二代接班对家族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1)相比没有二代接班的家族企业,有二代接班的家族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金融投资水平;(2)相对而言,有实业背景的二代接班人更不倾向于进行金融投资活动。进一步本文发现,二代接班对金融投资水平的正向影响集中于二代接班的准备和上位阶段,同时家族创始人子女数量的增多会增强二代接班人对金融投资的偏好。而家族企业的金融投资特别是长期金融投资挤出了企业的实业投资,最终损害了企业未来的主业业绩。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空间关联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陵山区66个县域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

基于2000-2014年武陵山区6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效应.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县域内农民收入增长,但未在县域间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基础和投资水平不仅显著促进了县域内农民收入增长,而且在县域间产生了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基础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要大于直接效应,而投资水平正好与之相反;政府干预有效促进了县域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邻近县域农民收入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对县域间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负向显著;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不确定性的视角北大核心

金融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金融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控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国际金融危机时间窗口后结论依然成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实物期权为主渠道不同,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金融摩擦为主渠道,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信贷可得性抑制企业投资;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中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制订稳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行为金融理论表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变化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本文利用2001-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受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正相关,投资效率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负相关。     

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机制创新与监管研究

美国、日本等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在监管制度上做出特殊安排,支持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成为服务初创期科技型小企业的典型模式,这对我国发展科技金融,落实创新驱动国家战略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修订斯蒂格利茨的一个模型,证明科技创新领域的高风险造成股权投资缺口,使市场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以投贷联动模式增加股权投资,可以改善配置效率,符合社会利益,从而解释了监管制度变迁的动力。同时,用资产组合的最优化与专业化以及组合跨期最优化证明投贷联动模式具有激励效应,从而鼓励商业银行向科技型小企业放贷。最后,本文使用独有的数据来源,实证验证了科技型企业信贷风险显著有别于非科技型企业,并且证明了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在支持战略新兴产业上存在明显的效率差异,中小银行可能会更积极地以专门的机制参与科技金融。本文还就完善有关监管规则提出建议。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基于流动性管理的分析

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因投机动机而占用企业流动性资源,加剧融资约束,对实体投资造成挤压。这是形成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挤出效应"和"蓄水池效应"两种现象并存的内在机制。为衡量这种内在机制,本文使用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对金融资产配置的流动性管理效应展开分析。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收益会推动超额现金的持有,通过超额现金的中介效应引致了融资约束程度的缓解;而企业持有金融资产行为则产生相反的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典型的公司治理机制中,无论是外部股东的投票机制,还是来自内部的代理成本与高管持股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流动性效应。     

国企“混改”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国企“混改”过程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和融资约束路径共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参股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均增强了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股推动的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并非出于短期利益追逐,而是为了平滑企业投资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营改增”与企业金融化--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营改增"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营改增"影响下,国有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备增加,实体投资"挤出"效应明显存在,说明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非国有企业的短期金融资产持有量明显减少,融资约束有所缓解,说明非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资金储备为动机。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金融科技布局、银行信贷风险与经营绩效——来自商业银行与科技企业战略合作的证据

商业银行通过布局金融科技进行的金融服务创新,已成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5—2019年323家商业银行与科技企业战略合作的数据,研究银行布局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其信贷风险与经营绩效。结果表明:(1)银行布局金融科技战略能降低银行信贷风险,提高银行经营绩效;(2)银行布局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其自身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从而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水平;(3)银行布局金融科技,通过降低信贷风险、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提高运营管理能力与拓展中间业务这四个渠道提高了银行经营绩效;(4)全国性银行发展金融科技使其信贷风险水平得到降低,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通过布局金融科技降低信贷风险的效果更强。同时,信用贷款比重越高的银行通过发展金融科技降低信贷风险、提高经营绩效的效果更加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理解商业银行顺势而为所进行的金融科技布局的微观经济后果,也为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及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科技创新已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以金融驱动技术进步的视角,构建内生增长DSGE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佐证了我国技术创新的逆周期性,并发现金融资源在企业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分配,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和技术进步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且这两种影响之间存在“跷跷板”关系,但后者更具主导性。在此基础上,诠释了金融、技术与经济的动态传导机制:经济扩张期,企业生产规模扩张,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增加,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技术进步率放缓;经济收缩期,企业缩减生产规模,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减少,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增加,技术进步率提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为,面对当前发展新矛盾、新挑战,应把握发展新格局、新机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鼓励创新投资,充分发挥股权市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作用,并辅以稳健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激活企业创新需求,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金融资产的多目标投资组合研究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公众的投资理财行为。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下公众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变化与资产选择的基础上,构建基于CRRA(常数相对风险厌恶)期末财富期望效用最大化和VaR最小化的多目标投资组合模型。同时引入多目标优化的NSGA-Ⅱ遗传算法,并选择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出最优的互联网金融资产组合。研究表明:(1)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和资产组合选择。(2)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金融资产“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并兼顾了“三性”的相对统一。(3)模型求解结果显示,投资者对互联网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为低风险类资产60%左右、高风险类资产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