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

通过对我国28个省份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考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以及与金融联系紧密的财政分权对于这种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而财政分权对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各不相同,其中仅在东北地区和西部有利于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他地区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考虑了金融政策因素,以及经济的非国有化等反映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量对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的波动是对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合理的刻画,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的根源.利用1994-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具有双面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中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根源是分权体制本身.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繁荣期都采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正是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基于经济学文献的探讨

本文基于经济学文献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发现,不论从整体还是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加速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而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及TFP增长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这种金融发展模式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本文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造成金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重要原因。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

本文采用1978-2006年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co integration model）,并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把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的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假设引入对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何以在促成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导致各地区在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县级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财政分权模式选择研究

自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财政分权在保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一些与财政分权体制相配套的辅助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省以下改革相对滞后,降低了财政分权体制的实施绩效。推进县级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合理而持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还可在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云南106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二维作用机制研究

目前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以barro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及davoodi和zou在barro模型基础上得到的多级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这些理论模型虽然精确刻画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但是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实证研究模型却存在两个缺陷：首先,只能从财政支出角度描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不能反映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文章从财政职能角度入手,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分为资源配置效应和制度环境效应,并分别将其通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来反映。这样就建立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二维实证研究模型,解决了文献中实证研究模型理论基础的两个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分权、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

以往研究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若干实证分析文献大多忽略基础设施的作用.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不但具有基于制度层面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综合使用因素分析法和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且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但上述两类分析均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弥补了传统的估算方式因忽略基础设施而低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不足,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政府优化地区基础设施的结构投入提供了的理论依据.     

经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化与经济稳定

本文从不同参与者的博弈过程及其约束条件的分析入手，对经济转型中财政分权化与经济稳定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由于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有力的预算约束，经济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某些不合理的投资行为。这些负面影响并非财政分权化改革本身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分权化过程中相应的配套制度未能建立所引起的。因此，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对预算及地方政府的其他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和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改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分权改革面临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财政分权从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应修正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因此,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深化财政分权改革的同时,控制地方政府规模,优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降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经济成本,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中国财政分权、户籍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对1985—2009年中国大陆25个省份的财政分权、户籍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户籍制度对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作用。通过研究发现,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显著,且户籍制度不但削弱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加重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此外,户籍制度还使得省以下财政分权中的部分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了逆转。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绩效——财政分权的宏观收益与成本分析

本文首先指出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在中国不适用,然后提出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特有的作用机制,并且用协整检验方法实证的研究了1980-2005年间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得出财政分权改革以来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在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通货膨胀.     

金融分权、银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199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式分权一直被学者认为是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政府却在银行部门一直暂缓分权进程,这也成为持市场化观点学者批评的地方.本文试图从权力视角出发,首先对我国银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金融分权与集权反复过程进行回顾,并对其动因进行分析,然后运用1993 ～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分权背景下银行制度变迁的绩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分权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银行制度绩效的提高并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金融分权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应在进一步提高金融分权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市场化银行制度.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对H.Davoodi,D.Xie,and H.Zou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1986-2004年间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际经济增长

本文重点检验了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影响为正,省以下收入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对人均GDP增长率具有负向影响。根据不同区域地理状况,本文同时将总体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样本研究也支持了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的观点,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与中部和西部地区负相关,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对中部地区具有正向影响,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影响为负。     

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效应研究综述

1956年Tiebout提出财政分权和地区间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推动经济增长后，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关注。Oates（1972）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积极作用，而Peacock和Wiseman（1961）则认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在时间的演化上并没有简单的单调关系。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和制度创新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的决定因素（Lin和Liu，2000）。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原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