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MC指数模型的科技服务业政策量化评价:辽宁及相关省市比较

对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评价有助于科技服务业政策优化和改进,运用国内新兴的PMC指数模型对辽宁省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以及2012—2020年我国68份典型科技服务业政策文本高频词,构建科技服务业政策评价指标模型,以辽宁省科技服务业政策为核心,构建辽宁省与相关省市样本对比框架。研究发现,辽宁省科技服务业政策存在政策对象认知不清晰、政策工具使用不全面、政策机制构建不完善等问题,对此提出相应优化路径。     

政策组合能否促进民参军企业协同创新——基于演化博弈的数值仿真视角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构建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重要方式。以民参军企业、科研院所和政府为博弈主体构建三方博弈演化模型,通过系统分析政策支持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过程,利用Matlab数值仿真分析不同政策及政策组合支持对民参军企业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对不同创新主体应采用不同组合政策支持,直接政策与间接政策对鼓励民参军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更加有效,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科研院所选择协同创新策略;政府需要采用合理的政策组合支持军民协同创新,中强度的直接与间接政策以及低强度的创新环境政策组合相较单一政策支持对民参军企业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更有效。     

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构建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综合性的政策量化分析框架，从政策属性、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3个维度对我国1985—2015年制定的198条环境规制科技政策进行量化研究。基于政策评估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从环保科技进步效果和经济增长效应两个维度对环境规制科技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政策工具协同对环保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方向性差异。为此，进一步讨论了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工具协同的政策有效性评估结果，可为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的完善和有效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类定量化科技政策文本分析框架构建及北京市科技政策演进分析

首次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科技政策文本编码和类定量化分析框架,弥补了目前大样本、多维度、较大时间跨度的政策研究方法的欠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针对1996—2007年间北京市科技政策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编码体系和分析框架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动力因素时空差异研究

科技创新人才是城市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资源,是科技进步的关键要素。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作为城市争夺人才的工具,被各个城市广泛采纳和使用。以16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寻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的动力因素并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具有双重动力因素：在需求拉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的主要因素;在压力推动因素中,行政指令、府际竞争和社会舆论显著影响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在政策扩散平稳增长期,双重动力因素共同作用于政策扩散过程,而在政策扩散加速和减速增长期,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动力因素存在差异;在东、中部地区,压力推动因素占据主导,而在西部地区,双重动力因素都发挥重要作用。     

巴西科技创新的政策重点与管理趋势述评

"金砖外交"正成为我国推进全球外交战略的品牌,我国与金砖国家的科技创新外交关系将进入全面、纵深发展阶段。巴西是南美大国,已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其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总结巴西科技创新的历史发展,研究了近年来巴西科技创新的政策重点,并对巴西科技创新管理的趋势与动向进行了分析述评。近10余年来,巴西推出多部立法,促进科技创新;持续颁布了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发展五年规划;推出工业研究计划和INOVACRED计划,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巴西强化科技创新管理,强调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遴选能够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技术领域给予巨额资助,重视科技计划和规划在科技管理中的引导和抓手作用。期望巴西的这些科技创新管理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供给成为促进创新活动开展的关键动因。匹配度检测与评估是科技创新政策管理的保障措施,是基于证据的科技创新政策调整依据。运用供需匹配理论,引入政策供需主体共同作用对象——科技创新政策,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架构。以2014年9月至2017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财务部、科技部发布的82份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以及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管理人员的调研结果为依托,实证研究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供需错位问题。结果表明：在供需匹配理论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科技创新政策,可以研究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状况;在供给导向性政策和环境导向性政策方面,科研院所、企业与政策供给主体的匹配度相对较低。     

美国总统的科技观与科技政策（二）

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中心,其经验一直是世界科技政策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对美国相关文献研究发现,美国宪法确立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国策．以及数位杰出的国家领导人致力于优先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理念和政策,是美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因素。     

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科技政策变迁与展望

适应气候变化的科技政策是该领域科技活动的重要保障。以2007—2020年期间212份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央科技政策文件作为分析样本,采用共词和聚类方法,分析不同时期适应性科技政策主题聚焦点演进和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技术研发”“技术成果应用推广”“资金保障”“监测应急能力发展规划”“水利科技发展支持”等主题发生了明显的政策逻辑变迁。整体来看,适应性科技政策呈现密切结合国家气候适应战略演进而深化发展的特点,未来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科技政策应进一步引导适应技术科研方向,助力气候适应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财政、信息等资源支持。     

世界科学技术活动中心转移规律再分析

通过对1901-2016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的计量分析,基本可以看出世界科学技术活动中心由德国转移到美国的大致状况以及当前世界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态势：欧美国家是世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心,而美国是世界科学技术活动的中心,但是,这个地位并不是十分稳固的。随着各国对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重视,世界科学技术研究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已初露端倪,这对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政策调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R&D补贴与商前采购:互补还是互替——创新政策过程视角的比较研究

科技创新体系绩效不仅取决于单项政策效果，更取决于政策间的组合效应。运用两组案例，从政策过程视角对R&D补贴与商前采购（PCP）的项目筛选机制和项目管理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PCP与R&D补贴同时存在互补和互替关系。作为一种新兴创新政策工具，PCP不仅同样具备缓解研发融资约束的功能，还存在两个方面的潜在优势：一是有利于采购方发挥需求信息和应用环境信息方面的优势；二是在政策执行机制上更加精准，特别适用于实现“点的突破”。积极引入新工具扩充创新政策“工具箱”，在认清工具属性基础上，发挥各种工具的独特优势，对优化创新政策组合设计，提升科技创新体系绩效具有重要价值。     

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比较研究

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一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愈来愈明显地表达出国家竞争战略的意志。同为金砖五国中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印度两国的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一直备受关注。以印度《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与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二者异同点，发现其均是全球科技产业变革的产物，且将科学技术产业化和人力资源建设作为政策的核心内容；但在发展程度上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总体领先于印度，而印度的包容性创新理念也值得中国借鉴。最后，有针对性地从民生建设、人才培养、产业集聚等方面提出了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对策建议。     

面向科技智库的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构建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是科技智库的核心职责之一，科技创新政策监测是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手段，但目前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的系统研究却不多。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需求，创新性地以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科技创新政策监测对象的范畴、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的主要方法、科技创新政策智能监测的系统功能、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的产品设计，可为相关科技智库机构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提供一套具备操作性的研究模式，为后续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面向科技智库的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构建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是科技智库的核心职责之一，科技创新政策监测是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手段，但目前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的系统研究却不多。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需求，创新性地以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科技创新政策监测对象的范畴、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的主要方法、科技创新政策智能监测的系统功能、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的产品设计，可为相关科技智库机构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提供一套具备操作性的研究模式，为后续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新加坡新生水（NEWater）产业化分析及启示：基于ST视角

新加坡新生水（NEWater）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新兴技术产业化的成功范例，其独特的培育策略对把握新兴技术产业化培育规律，提高政府施策效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基于可持续转型（ST）理论，在新技术演化基本模型基础上，设计NEWater产业化的ST分析框架，从社会-技术系统外部演进及创新生态位内生演化过程视角，揭示NEWater产业化培育机理，阐述新加坡政府如何通过科学设计政策组合，构建保护空间，助力NEWater创新生态位的培育、跃迁和协同演化过程。结论可为把握新兴技术产业化发展规律和培育成效提供一种崭新的分析框架，并为提高政府新兴技术产业化施策效果提供决策参考。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绩效比较研究——基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结合实证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tfpch衡量政策绩效,并对tfpch及其他指数结果进行分解和说明。结果表明,在一期滞后的前提下,考察的四个直辖市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绩效只有北京略有提升,另外三个城市均有小幅降低,政策效果尚不明显,但这并不代表政策无效,而可能是由不同城市相异的政策滞后效应带来的。就北京来看,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指数techch的提升,即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政策绩效。本研究一方面为城市创新建设提供一定借鉴,另一方面也为创新导向的城市改进方案设计和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立改废提供思路。     

中国科技软实力与科学外交

本文从中国科技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个方面对我国的科技软实力进行了初析。作者指出,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国际科技合作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特征和需求。作者列举和分析了当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力倡导科学外交的事例和用意,并提出了如何应对的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本文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促进社会创新的政策现状与问题分析

随着全球社会问题日益严峻,社会创新成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往针对社会创新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微观层面,较少从宏观政策层面出发。本文首先界定了社会创新的概念,进而以十八大以来颁布的科技创新政策为分析对象,从创新主体激励、社会利益增进、创新机制变革三个层面梳理了我国在促进社会创新方面的政策现状,最后提出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旨在为科技部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