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240个城市特征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     

地方政府竞争、城乡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基于中国198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分析、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方法,通过实证方法来验证城镇金融效率、农村金融效率和地方政府竞争三个主要因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得出结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随着城镇金融效率的变化而呈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竞争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成正相关关系.文章还得出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和就业城市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成负相关关系,而人力资本积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成正相关关系.     

政府管制对要素收入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

基于企业决策均衡的理论分析,本文采用中国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政府管制规模对要素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管制规模的提高,居民竞争性要素收入与管制垄断租之比下降;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增大对提高竞争性要素收入有贡献。政府的管制干预将导致竞争性供给的要素收入份额相对降低,以及非竞争性垄断租份额的相对上升。本文的政策建议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着眼点不是最低工资,而是在产品和要素环节取消管制、放开准入。     

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异研究：现状、来源与成因

当前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公平对待流动人口,缩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就业质量的差距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就业收益、环境、保障和感受四个维度构建了劳动者层面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对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和差异分解。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劳动者就业质量显著低于本地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大且逐年增大。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小。（2）就业质量的组间差距主要来源于就业环境、保障和感受,就业收益的差异并不显著。（3）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差异主要是由中等就业质量人群的差异引起的。（4）人力资本是导致劳动者就业质量组间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但也有着明显的地区户籍分隔和城乡户籍分隔因素。文章的研究为流动人口政策制度提供了实证经验,也可为流动人口政策的评估提供参考。     

就业保护与劳动力市场绩效——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和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选取2002-2008年面板数据对就业保护的理论假说和经验分析进行了相应的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就业保护提高了失业率,女性和青年受就业保护制度的影响程度更大;就业保护子指标对失业率的影响与理论估计一致,但显著性较低。其中,雇佣/解雇管制越低,失业率越低;法定解雇成本越高,失业率越低;服兵役时间越长,失业率越高;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工时管制与失业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就业保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改进我国的劳动立法,改善女性、青年的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发挥法律的增进市场效率的作用,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交易管制对居民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截面样本的检验

根据交易管制下要素购买方决策均衡的变化,构建了要素收入份额模型,以考察交易管制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模型研究表明,准入管制越严,要素购买方的竞争程度越低,居民要素收入份额越小;对要素交易机会限制越严,要素保留价格越低,供给弹性越小,收入份额越小。以地区财政开支占GDP比重作为管制程度的代理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管制越严,居民工资收入和货币资本的财产性及经营收入份额越低;资本要素收入份额比劳动要素收入份额的下降更显著。     

进出口贸易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4-20,—4年间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出口贸易发展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进出口贸易量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方向性.具体表现为,对东部较发达地区,进出口贸易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中部及西部较不发达地区,对外贸易则较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两种不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就业质量偏向效应拉大了收入差距以及就业数量扩大效应缩小了收入差距.根据结论,我国政府应当意识到对外贸易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具有两面性,应当就此调整结构、趋利避害,实现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空气污染与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基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行为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空气污染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选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的PM2.5浓度上升1μg/m~3,流动人口到该城市就业的概率将显著下降0.39个百分点。第二,通过对比空气污染和收入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PM2.5浓度降低1μg/m~3的支付意愿约为326元/月。第三,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以及男性、已婚/已生育、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就业选址时对空气污染的敏感性要更高。此外,研究还发现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丰富了环境污染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城市与环境治理和劳动力流动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依据。     

开放经济下FDI流入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模型分析

本文回顾了现有关于从FDI角度研究地区收入差距的文献,改进了开放经济条件下,FDI的流入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模型,又通过数据模拟得出:由于初始状况和外资份额不同,FDI对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可能不同;外资占经济体资本总额比重越高,越有可能恶化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一结论,为各地政府在引资的同时如何出台政策防止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职业层次提升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体现。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其职业层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对跨省流动人口、长期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影响的文献，为政府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技术人员流动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15年中国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高技术人员的流入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高技术人员的流入会同时增加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其中对高收入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从而拉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人均GDP的增加缩小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二三产业就业比例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拉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而政府教育投入、对外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因此,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引进高技术人才、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等以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三大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不同财政支出项目的影响方向不同,且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国三大地区存在差异性。因此,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能仅就全国范围考察,还需分区域进行。本文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一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收入及其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要本文利用1988、1995和2002年的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旨在比较改革的渐进期（1988--1995年）和深化期（1995--2002年），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和就业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两个时期，已婚女性的就业明显下降，其就业收入都起到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改革渐进期，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断加强；而在改革深化期这一作用是下降的。和改革渐进期相比，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的变化在改革深化期成为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性问题研究

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着密切关系，即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城镇化水平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特别是提高中西部省份的城镇化水平。本文主要运用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方法来阐述这一观点。     

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研究

数字平台和灵工经济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新就业形态下性别收入差距的关注和忧虑。本文以独特的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状况。研究发现：在灵工经济中，性别仍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女性/男性月收入比为85%,较传统就业有所改善；即使控制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等可观察因素后，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灵工经济中少部分职业(网约车服务、配送服务、在线教育)存在一定的职业分隔，但灵工女性不再集中于低收入工作，传统就业的“职业拥挤假说”不再成立；绝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来自职业内因素，职业分隔对收入差距影响非常有限；收入差距大部分来自可观察因素，不可观察因素对差距的贡献小于传统就业情形，意味着隐性的性别歧视减少；女性更厌恶算法控制、更偏好工作灵活性、工作更孤立而更少职业社交，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新因素。总体而言，灵工经济中性别收入差距较传统工薪就业有所改善。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说明城乡一体化进程越快,反之,越慢。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值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的城乡收入比超过了2,其中就包括我国。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刻不容缓,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和特征,利用1996-2011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国有经济占比、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的比例以及城镇化水平等。文章结合实证结果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相关建议。     

自动化是否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来自制造业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变着收入分配。本文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视角,借助201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识别出自动化程度对非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并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以机器人渗透度衡量的自动化程度每提高1%,高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平均扩大0.17%。自动化程度通过降低管理成本和改善经营绩效两个方面提升可供管理层分享的租金,进而提升高管薪酬,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管持股份额越高、普通员工议价能力越强或所在行业资本密集度越低的企业,自动化程度增加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提升幅度越小。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去留之间:流动人口储蓄和劳动决策的分析

流动人口的储蓄率和劳动供给远超过非流动人口.文章利用理论模型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落户意愿以及居住地资产情况对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落户意愿的流动人口会因考虑未来收入下降而储蓄率更多,劳动供给更高,这支持劳动跨期替代假说;而本地无房的流动人口储蓄率更高,劳动供给更多,这支持安家成本假说.流动人口的高储蓄率、高劳动供给行为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原因:子女、父母未随迁的家庭和相对低技能的流动人口之所以更努力工作和更少消费是基于跨期替代,而携子女、父母举家迁移的家庭和相对高技能者则是为了能够解决安家成本以融入当地社会.对于前者,政府可通过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积极促进返乡人员就近就业以及返乡创业,减弱跨期替代的影响;对于后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提高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可及性,降低落户限制,则更为有效.     

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与农村金融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1~2008年的实际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分配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和影响机制。与已有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并未起到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此外,本文还发现发展中国家在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上,光靠金融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财政支农的积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