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小议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凯茨博士将学者们对宪政的认识概括为三点：（1）宪政是由一组用于制定规则的自足或自觉的规则构成的，即宪法是“法之法”；     

创建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强世功有关中国宪政形式主义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

宪政原本是一种建立国家的方法,但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大众民主和民意的表达形式,之后又以跨国宪政主义的形式迈向全球化。在诸多现代宪政体制中,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党制度一直颇具争议性。这篇文章将关注强世功对中国一党宪政制度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论述。本文同时还将探讨强世功针对中国制度所提出的一种结合基本民主机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性的一党宪政体系。强世功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有关合法性问题讨论的阶段上,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宪政如何根据自身的逻辑实现长远发展。中国宪政发展取决于如何处理公民教育以及党与政府分权这两个关键问题。中国宪政秩序的核心为其独有的分权模式,即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包括依法行政)与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包括国家宪法规范)之间的区分。     

国家与理性: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国家理性”的论说表达了这个时代关于大国崛起的光荣和梦想,又传递出有关国家构建的隐忧和疑惧.但论者往往忽略了“国家理性”具有突出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国家理性”中存在着权力与伦理、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之间永恒的张力,“国家理性”一面总是趋于向价值领域自我提升,一面又循环往复地堕落为纯粹的权力冲动.这种二元性使国家绝无可能转化成一个完全道德的建制.尽管从历史上看,不周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理性”,但只有遵循国家之精神和价值维度,依照法治维护正义和人权的国家行为,而非仅仅出于“必需”的国家行为,才是真正理性的.我们不仅需要诉诸普世价值确立“国家理性”的限度,更应以宪政和法治的方式约束“国家理性”.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双重任务:重建价值秩序和建立宪政秩序.     

强世功对“不成文宪法”以及中国宪政秩序的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政权组织方式与西方所认同的模式有着相当大的出入,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缺乏一套"合格的"宪政体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宪政主义的发展与建设视为一项复制西方模式的"反向工程"。从功能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宪政体系的成功运作并不取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机械性效仿。这篇文章以强世功对"不成文宪法"以及中国宪政秩序的研究作为出发点,进一步对中国的宪政体系发展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本文认为,中国宪政的发展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违背新兴的全球宪政主义原则,因为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宪政原则需要根据中国自身条件,以一个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式被应用。中国宪政秩序的核心在于共产党的政治决策权与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权之间的分权模式。如果中国特色宪政可以得到适当的应用,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制度拒于普遍认同的宪法合法性之门外。     

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

本文从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之间的背离问题入手,提出了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宪政秩序的新思路。基于对英美宪法学说与宪政实践的分析,作者区分了古典的政制与现代的宪法律、政治宪法与法院宪法,进而主张任何国家的宪政运作实际上都依赖不成文宪法,从而奠定不成文宪法的法理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选择中国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中四个关键性问题,着重探讨中国不成文宪法的四个主要渊源,即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并呼吁宪法学应当从中国现实的宪政生活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宪政原理和制度。     

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

在儒家丰富多元的政治传统中,宪政儒学基于善治理想的追求,表现为对政治法度之根本构造的关切和知行,围绕政治权力的安顿、规约和限制生发出宪制论述与实践证成两个方面.它与主要由法家型塑的专制性力量之间的对抗,决定了华夏政治文明的优劣与蹎踬.本文概要介绍了近世宪政儒学的三重潮流,初步阐述了其中的重要议题,揭示出宪政主义传统的古典和潜在形态.这种努力试图为宪政主义的共业接引故国文明的地气,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宪制秩序的维度上理解善治与自由.     

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人文天地：民间法秩序的法律人类学解读

民间法秩序是地方民众围绕着财富分配所形成的总体性的竞争与合作秩序。作为“总体社会事实”的民间法秩序，其实更多地是一种理解地方社会的视角，不是经验层面所有社会现象的简单叠加。而解读民间法秩序，可能会遇到纠纷的发生学机制、通过走进“他者”的精神世界来阅读法意识、民间法秩序中的国家因素等几个层面的方法论问题。     

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

本文通过访谈案例归纳出了“文革”时期广东出现的“奇装异服”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了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规训机制,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了它得以实施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规范社会,建立社会共识及其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浅谈“合同农业”的非正式履行机制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证明，法律只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强制制度，同时非正式的制度也制约着社会主体的行为。本文探讨了“合同农业”的非正式履行机制——自我履行机制。它是以信誉为基础、以文化传统及习俗作为约束方式的非正式制度，在“合同农业”的顺利运行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

西方学界主要从社会、市场和文化三个维度，阐释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和传播机制，本研究引入国家新变量，从民众的日常着装入手，着重探讨“文革”期间广东民众着装时尚的类型，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个体着装时尚的影响，以及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在时尚建构中的作用显著，它型塑了合法性时尚，并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化的日常着装秩序。它遵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力图借助特殊的着装制度将普通民众的思想彻底革命化，其产生和传播的背景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和国家政权。总体主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密不透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三者共同造就了“文革”着装时尚。     

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收入生产、交易费用与宪政体制

本文运用交易费用政治学、政治史和财政史上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研究了宪政体制的发育和维持。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家在收入生产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交易费用约束将影响到国家的政治选择,进而将影响到宪政体制的发育和维持。     

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宪政——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探析

本文从政治哲学角度考察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与宪政三要素的基本涵义及其逻辑关系，意在探析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文章的基本论点是，在西方政治体系中，自然权利理念不仅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政治正当性提供根本依据，更作为宪政民主政体的基本规范为宪政、民主及法治的正当程序奠定基础。     

宪政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宪政问题

宪政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是经济学回归为“政治的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它是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与活动的不同法津——制度——宪法规则的运转性质做出相关解释的经济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从来也不能脱离制度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以经济为核心、以宪法制度为框架约束的公共选择过程，理应以宪政的思维去理解和推进这项改革。     

立国还是立人？

他们对所立之“人”的探索是一种从国民性到人性再到自我性的提升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从自我性到人性再到国民性的反思过程。立人才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建构的重心。而其所立之“人”系指实现一种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自我。     

技术赋能、散户积极主义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在公司治理框架内，散户投资者长期扮演“沉默的多数”和“用脚投票者”角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技术赋能使得散户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发声”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散户积极主义由此成为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互动易”和“e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互动行为作为散户积极主义的代理变量，从现金股利分配视角考察了这一新兴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散户积极主义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散户积极主义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两个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散户积极主义治理效应的发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信息媒介越多、互动深度越深，散户积极主义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就越显著。此外，散户积极主义还对“铁公鸡”和“微股利”公司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且并没有透支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其对企业的持续监督提升了现金股利分配的稳定性。     

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宪政——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探析

本文从政治哲学角度考察自然权利、政治正当性与宪政三要素的基本涵义及其逻辑关系,意在探析西方宪政民主政体的理念脉络.文章的基本论点是,在西方政治体系中,自然权利理念不仅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政治正当性提供根本依据,更作为宪政民主政体的基本规范为宪政、民主及法治的正当程序奠定基础.     

宪政经济学的国家观念研究

在经济学世界里对国家问题的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文章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观念的检讨,重点从宪政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家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有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政府与市场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互补或互替关系,宪政秩序是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平衡机制,也是"国家悖论"的制度之解.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本文旨在探究儒家的当代新外王之进路。为此,本文依据历史论证了儒家之为中华性之本,进而对华夏治理之道的历史实现形态略作探讨,揭示了封建制和董仲舒等汉儒推动实现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宪政主义性质,以及儒家的民生主义取向和其制度原理,并据此指出,儒家是宪政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是一个圆融而自洽的整体治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