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城市带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空间差异分析

产业转移是建立在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区域经济联系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转移规模的大小。从皖江各城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各城市与长三角地区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总量、泛长三角地区城市流强度等多个角度,带内与带外层面相结合测算了皖江城市带各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的区域联系大小。为求得区域联系综合值,作者构建了综合测算模型,利用各类区域联系数据测算出皖江各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综合联系值,从区域联系角度评估皖江城市带各城市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可能规模梯次。评估得出承接产业转移规模梯次从大到小依次是: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宣城、滁州、巢湖、铜陵、池州。最后提出了一些为承接好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办法措施。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Difference of Wanjiang Demonstration Zone Under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Industry Transfer

产业转移是建立在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区域经济联系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转移规模的大小。从皖江各城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各城市与长三角地区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总量、泛长三角地区城市流强度等多个角度,带内与带外层面相结合测算了皖江城市带各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的区域联系大小。为求得区域联系综合值,作者构建了综合测算模型,利用各类区域联系数据测算出皖江各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综合联系值,从区域联系角度评估皖江城市带各城市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可能规模梯次。评估得出承接产业转移规模梯次从大到小依次是：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宣城、滁州、巢湖、铜陵、池州。最后提出了一些为承接好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办法措施。     

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陆路可达性的影响

在县级空间尺度下,采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经济潜力和到上海出行时间三种可达性指标,评估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陆路可达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可达性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格局进行比较分析,讨论高铁引起的可达性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提升了长三角地区整体可达性,且能缩小区域间可达性的差异;高速铁路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可达性的提升存在差异。整体上,高铁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的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到上海的出行时间的提升更为明显,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接受其他区域尤其是上海的经济辐射和带动效应;但对经济潜力的提升则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更为明显,这一趋势可能会导致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的进一步极化。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京沪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影响

选择京沪高速铁路沿线72个城市为样本,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探讨了京沪高铁的开通给不同规模、不同区位条件的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带来的可达性变化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沪高铁的开通提高了沿线城市,尤其是站点城市的可达性效率,增强了高铁沿线的"廊道效应";同时,高铁的开通增大了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之间以及非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加剧了样本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但减小了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促进了其均衡发展。     

借力高铁 甘肃节点城市谋划合作共赢

高铁改变的不仅是时空距离,更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版图的重构。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兰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不仅缩短了区域、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强化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形成了相邻城市的"同城效应",而且使欠发达地区更好地融入到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借助兰新高铁,甘肃沿线各节点城市正谋求发展新机遇。节点城市探寻高铁机遇风驰电掣的"子弹头",改变的不仅是时空距离,更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版图的重构。     

基于Super-DEA模型的厦深高铁可达性效应综合评估与空间分异

不同形式的可达性指标所揭示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达性特征具有差异性,客观地将不同指标进行综合以全面掌握可达性效应,对于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新建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综合运用GIS网络分析、Super-DEA、空间变差函数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空间相互作用成本和效益出发,选取4种常用可达性指标和本文构建的综合可达性指数分析了厦深高铁开通引起的粤闽沿线地区可达性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厦深高铁开通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广东省城镇出行时间的同时,扩大了福建省城镇空间相互作用潜力与吸引范围;综合可达性指数形成了以珠三角中东部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广东省综合可达性水平明显优于福建省;厦深高铁的开通促进了区域可达性公平性水平的提升,广东清远、河源、潮州以及韶关部分地区、福建的龙岩、漳州等地综合可达性指数变化有利于可达性空间公平性水平的提高;粤西和闽北地区、核心地域的珠三角东部和中部地区综合可达性指数变化则引起了可达性空间差异的增加。     

陕西省高铁网络建设对可达性空间格局影响

文章以陕西省高速铁路作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方法,用以测算最小时空距离、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可达性及可达性潜力四个指标,并对陕西省有无高铁以及未来"米"字型高铁网络建成后的可达性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评价,分析陕西省不同时期高铁网络扩张对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法计算结果能较为真实反映区域可达性空间格局;②陕西省高铁网络降低了最小时间可达性,"时间收敛"效应变化显著,但最小空间可达性无明显变化,"空间收敛"效应不突出;③陕西省"米"字形高铁网络建成以后,省会西安的中心枢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1 h可服务人口增加到1 751.61万人,提升66.17%,2 h可服务人口为2 890.8万人,提升44.93%;④随着高速铁路的扩张,陕西省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出"核心—边缘"形态到"廊道"形态再到"核心—廊道"形态的演化趋势,全省可达性整体提升,地区可达性差距缩小。     

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江浙沪地区高技术制造业优化选择

合理规划皖江城市带产业布局是促进跨区域产业转移、加速中部崛起、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利用动静态双维度测度指标综合分析发现,江浙沪针对皖江地区具有较强空间转移驱动能力的高技术制造业。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分解法,通过分析产业及地区空间结构差异性得出面向皖江各城市的优选发展对象,进而确定皖江城市带承接江浙沪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优化选择,为皖江各城市后期制定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及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高铁对沿线城市空间格局影响研究——以哈大高铁为例

以哈大高铁沿线10个地级市为对象,利用高铁通车前后各项数据,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法、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以定量角度探讨哈大高铁通车前后各沿线区域可达性和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沿线10个城市平均旅行时间提升幅度都在50%以上;3 h内平均可达城市数量由7个增加到14个,且分布趋势趋向均衡;城市间经济联系总量增长了3.6倍。哈大高铁极大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时间会聚效用明显;加大了东北沿海区和内陆区的联系;同时发现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存在一定耦合效应。     

基于断裂点理论的皖江城市吸引范围研究

掌握城市带之间的吸引范围,有利于空间经济相互地合理组织与城市的空间发展。应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城市规模分布等方法,可以分析皖江城市带各城市的综合实力,确定各自的吸引范围,讨论对南京对皖江城市带吸引范围的影响,阐述吸引范围同行政区域的关联性和差异,并对不同区域下的城市发展策略选择提供相关的对策建议。     

高铁可达性与土地价值:文献述评与展望

高铁的开通运营对沿线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土地价值提升均产生重大影响。以可达性为切入点,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并构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探索性分析框架:可达性变化—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开发与土地利用—土地价值。基于宏观和微观两种尺度,对高铁与土地价值的关系进行全面解析,提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内在机制。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受高铁影响区域范围难以界定、缺少对高铁站区及沿线土地价值的量化评估模型、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创新性不足、缺少对典型区域的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及展望。     

外商直接投资对皖江城市带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皖江城市带面板数据研究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迄今为止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唯一一个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示范区,外资的大量进入是必然趋势。文章利用2006-2009年皖江城市带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和FGLS方法,对皖江城市带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皖江城市带FDI确实带来了产出的增长,但是对技术溢出的效应不显著。本土的自主研发投入无论是对产出效应还是对技术溢出效应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创新能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制约了皖江城市带的技术进步,但是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促进了皖江城市带的技术进步。皖江城市带FDI并没有通过本土的研发资本投入实现技术外溢效应。     

皖江城市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实证研究--基于Tapio脱钩模型和LMDI方法

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赢得了新机遇,然而能源需求压力却也随之增大,为了打破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关联,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采用脱钩弹性指数方法建立脱钩评价模型分析皖江城市带1998-2012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状况,结果表明皖江区域目前处于弱脱钩的水平;并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产出效应和结构效应对能源消耗的驱动作用较大,而低能源强度起着负的驱动作用。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快速铁路开通对海南岛空间可达性格局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

快速铁路具有时空收敛作用,能够重塑区域可达性格局从而引起区域可达性空间分配不公平。以海南岛为例,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快速铁路对岛屿空间内区域可达性格局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以引导快铁布局模式向注重空间公平转变作理论探索。结果表明:(1)快速铁路大大提高了海南岛内城市(有快铁站点)的交通可达性,但可达性时间的改善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2)快铁开通重塑了海南岛内可达性格局,由快铁开通前的东—中—北部可达性最优、西—南部可达性差向环岛沿岸可达性最优、中部地区可达性差转变,可达性洼地呈现重心北移趋势,呈现"边缘—核心"逐渐递减的可达性格局,与开通前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可达性分布格局相异;(3)快铁开通前,可达性格局与可达性潜力格局趋异,快铁开通后,可达性格局与可达性潜力格局趋同;(4)由于快铁开通压缩其可达时间,进一步提升了岛内城市可达性潜力,呈现环岛沿岸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城市(有快铁站点)强、中部地区无站点城市弱的"马太效应"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核心—边缘"逐渐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5)快铁开通增加了交通可达性的全域变差系数CV值(增加0.0285),表明快铁强化了海南岛交通可达性的空间不均衡性,在空间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逐渐递减的交通公平格局,公平性分配呈现"跷跷板效应"。文章为岛屿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提供参考,融合了快速铁路与空间公平的研究视角,以海南岛为研究个案探讨交通可达性空间公平问题。     

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变化特征的网络分析及机理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变化的网络特征,并以核心—边缘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得出该方法应用到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中的有效性。结果显示: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的网络结构渐趋于复杂,但经济联系还处于弱联结状态;从点度中心度的变化趋势看,芜湖的点出度增幅最大,合肥的点入度增幅最大;由中间中心度比较可知,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正逐步趋于均衡,但网络中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层并从侧面进行了验证。最后提出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交通方式的创新及开发区建设等共同形成了驱动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不断变化的机理。     

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分析--基于2000～2012年实证探讨

以皖江城市带为例,从规模、质量、潜力3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2000~2012年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值;并通过ESDA模型揭示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2年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值增幅达到32.29%,变异系数CV上升说明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日趋显著;县域经济全局上呈现出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集聚型发展模式;局部上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芜湖、合肥的县（市）,而冷点区主要分布在池州、安庆的县（市）,且分异格局相对稳定。并从重组城镇空间结构、调整城市产业格局、完善区域基础设施3个方面提出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整合建议。     

基于可达性的中俄跨国班列沿线城市经济联系——以中俄K19/K20班列为例

在"一带一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背景下,中俄双边经济合作优势明显,潜力巨大,铁路交通可达性对沿线城市经济联系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中俄铁路K19/K20班列沿线节点为研究对象,构建可达性模型分析节点可达性状况,利用修正的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测算节点间经济联系强度。研究表明:(1)节点可达性与其经济联系强度呈一定的正相关性,K19/K20班列中国境内节点的整体可达性与经济联系强度高于俄罗斯境内节点。(2)K19/K20班列沿线可达性与经济联系强度均表现出首末可达优势潜力相对较大、经济联系紧凑,部分中间线路可达性优势相对较弱、经济联系松散的"外围—中心"模式。(3)可达性优势地带分布在北京—唐山段、沈阳—哈尔滨段及莫斯科,可达性最弱区位于赤塔—乌兰乌德段;京津、莫斯科分别为各自国境区域经济联系首位城市,但莫斯科辐射强度与效应远不如京津;牙克石、海拉尔、赤塔、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作为跨境的重要节点,东西向联接的经济中枢地位与关联效应不凸显。     

武广高铁对湖南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研究

武广高铁的开通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极大地提高了沿线城市间要素流动的速度与效率,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以武广高铁湖南境内段为例,选取武广湖南沿线五个节点城市,运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以及经济潜能三种评价方法定量分析武广高铁对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得出武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同时,可能会使得非沿线城市出现经济相对负增长的结论,并对武广高铁影响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