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广高铁对粤湘鄂沿线区域旅游发展影响分析

文章从旅游经济增长和区域旅游合作两个方面,分析了武广高铁开通运营对粤湘鄂沿线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首先,以广州为例,在旅游收入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中引入高铁开通与否这个虚拟变量,分析发现武广高铁开通运营对沿线城市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其次,通过对武广高铁沿线区域旅游合作的分析,发现武广高铁的开通不仅促进了沿线城市旅游业的发展,而且显著地促进了区域旅游合作.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了有效利用武广高铁开通运营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促进粤湘鄂沿线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深化区域旅游合作,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高速铁路与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变化

高速铁路通过改善沿线城市的可达性而增强其经济联系强度,有利于加强沿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采用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两个指标,对2020年高速铁路网络建成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变化进行分析,以揭示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高速铁路的影响下,"四纵四横"高速铁路干线沿线城市及高速铁路枢纽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均随可达性的改善而明显增大。这将有利于沿线城市经济发展,促进高速铁路干线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带。因此,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利用这种变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控制有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     

高铁时代衡阳经济的发展机遇与对策

武广高铁连着珠三角、长株潭、武汉城市圈三大经济区域,将粤、湘、鄂3省20多个城市纳入了"3小时经济圈",实现了长江和珠江两大区域经济的互补与融合。借力武广高铁,实现跨越发展,是沿线每个城市的共同梦想。因此,研究高铁,把握高铁,着力打造衡阳高铁经济刻不容缓、势在必行。文章通过分析武广高铁对衡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关建议。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贵广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研究

贵广高速铁路的开通将大大改变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度也将发生变化,到底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本文将作一些探讨.     

高铁可达性与土地价值:文献述评与展望

高铁的开通运营对沿线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土地价值提升均产生重大影响。以可达性为切入点,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并构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探索性分析框架:可达性变化—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开发与土地利用—土地价值。基于宏观和微观两种尺度,对高铁与土地价值的关系进行全面解析,提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内在机制。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受高铁影响区域范围难以界定、缺少对高铁站区及沿线土地价值的量化评估模型、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创新性不足、缺少对典型区域的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及展望。     

京沪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影响

选择京沪高速铁路沿线72个城市为样本,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探讨了京沪高铁的开通给不同规模、不同区位条件的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带来的可达性变化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沪高铁的开通提高了沿线城市,尤其是站点城市的可达性效率,增强了高铁沿线的"廊道效应";同时,高铁的开通增大了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之间以及非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加剧了样本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但减小了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促进了其均衡发展。     

区域性交通条件改善与沿线城市人口增长——基于铁路运输提速的分析

本文将可达性引入到城市人口增长模型中,分析了铁路提速引起的沿线城市可达性变化,进而对其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铁路提速对沿线城市人口增长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铁路提速所导致的沿线城市可达性每提高1％,可使其人口出现0.39％的相应增长.特别是,对于提速沿线城市,其可达性每提高1％,可引起人口出现0.52％的相应增长.但对于非提速沿线城市,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铁路提速对提速沿线城市人口增长影响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我国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的可达性每提高1％,可引起其人口分别出现0.90％、1.5％的相应增长,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高速铁路发展与铁路沿线城市经济集聚

本文设计了一个综合的经济集聚指数描述经济集聚状态,建立了包含可达性指标的经济集聚模型,分析高速铁路对铁路沿线城市经济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高速铁路影响下,铁路沿线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明显提升,铁路沿线城市可达性每提升1%,可引起这些城市经济集聚指数出现0.8072的相应增加。但是,高速铁路发展也引起铁路沿线城市之间的经济集聚水平差异扩大,经济集聚格局趋向非均衡。其中,高速铁路沿线城市成为经济集聚的目的地,经济集聚水平显著提升且内部差异缩小;这类城市的可达性每提升1%,可引起城市经济集聚指数发生0.8798的相应增加。相反,非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下降,成为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流出地,而且这类城市之间的经济集聚水平差异增大。     

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沪宁地区为例

作为一种新型快捷交通方式，高速铁路的建设将对沿线地区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文章以沪宁地区为例，探讨了高速铁路影响下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变化，采用了有效评价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日常可达性三类分析指标，初步得出不仅沿线地区将产生深刻变化，且临近区域也受益匪浅的结论，从客观上论证了修建京沪高速铁路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高铁时空收敛视角下长三角经济联系的变化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利用弗洛伊德算法计算城市间的时间距离,以此对经典经济联系指标进行修正,并研究2009—2019年间该区域高速铁路网产生的时空收敛现象及其对各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证实:样本期间长三角区域呈现出了较强的时空收敛现象;纵向看,各城市间经济联系总量和可达性值均表现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逐步增强的趋势,横向看,较早开通高铁的城市产生的时空压缩现象对其经济联系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武陵山片区旅游节点交通畅达性研究

区域旅游节点的交通畅达性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区域旅游节点的交通畅达性优劣取决于内部的连通性和外部的可达性。文章基于因子分析法分别就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普铁、高铁(动车)、民航航线等因素对武陵山片区内各旅游节点的交通畅达性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分析,对各旅游节点的畅达性进行了排名;并选取2010、2014、2018年等3个时间节点数据导入GIS生成3个片区旅游交通图。研究发现:①重庆、武汉、长沙、贵阳四大中心城市的交通连线支撑起武陵山片区的交通网络,片区旅游节点之间的畅达性逐步提升;②处于武陵山片区外围重庆、武汉、长沙、贵阳四大中心城市交通大廊道上的旅游节点之间畅达性处于片区前列;③同一省市或同一传统旅游线路的旅游节点连通性较好,分属不同省市的旅游节点之间连通性普遍较差;④历史上,山高谷深、交通闭塞,各地市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文化旅游浓郁独特,近年来,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与交通建设相互推拉,呈现良性发展。     

高速铁路对城市群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详细阐述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机理,以2005-2018年中国五大城市群92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群视角出发,通过构建DID估计模型考察了高铁开通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城市群层面来看,高铁开通提升了五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水平,并缩小了城市群经济差距；从分城市群层面来看,高铁开通对每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正向效应,并显著地缩小了京津冀、长江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差距,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人才集聚、资本集聚、技术创新在高铁开通影响经济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消费空间的影响

以长三角地区的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际可达性变化的研究并结合针对旅客的消费问卷调查,分析了城际高速铁路对4个城市不同类型消费空间的影响。引入消费空间场强公式,探讨了城际高速铁路开通前后长三角地区消费空间的重构,即4个城市在长三角区域的消费吸引力变化。结果表明：城际高速铁路对城际文化娱乐、休闲消费空间有较大影响,对实物商品消费空间影响不大;苏州和杭州在区域中的文化娱乐休闲消费场强上升。     

陇海—兰新—北疆铁路沿线城市紧凑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紧凑城市的核心内涵,从空间紧凑、结构良好、效率较高三个维度构建了城市紧凑度测度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计算了2009年陇海—兰新—北疆铁路沿线40个城市紧凑度的综合得分,并将其划分为紧凑、较紧凑、一般紧凑和不紧凑四种类型。除个别城市外,从总体上来看,沿线城市紧凑度水平按照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顺序呈现依次降低的变化规律。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了城市紧凑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影响沿线城市紧凑度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经济增长弹性,其次是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态紧凑度等;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城市紧凑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亦有差异。     

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铁路运输历来都与国民经济建设息息相关。所谓高速铁路,通常是指最高运行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铁路。历经百十年的技术改革,高速铁路作为一个新型经济产业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特别是对于地域广袤的中国。短短十几年,中国实现了从步入高铁时代到引领世界高铁发展的一个大飞跃。高铁对于城市交通的改善作用明显,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调整了城市民众的出行次数及城市空间结构。     

欠发达地区高铁可达性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研究

选取哈大、郑西-西宝、兰新高铁为对象,研究沿线欠发达地区的高铁可达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格局。研究表明:①高铁开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可达性获得提升,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轴带内部存在显著的"断裂"区,加剧了中心城市高铁集散场的延拓、袭夺与耦合。②高铁的运营加剧了沿线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获益分配的不均衡、加剧了沿线节点的两极分化,产生"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③耦合度与协调度整体呈不均衡的分异态势,局部地域表现出单核心城市的极化型、双核心城市的串联型、双核心城市的错位型、低水平区域的均衡型等4种分异格局。     

我国铁路运输业碳排放效率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我国节能减排、绿色交通和交通强国背景下，本文以18个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非期望产出DEA模型、Tobit模型以及Bootstrap模型，建立铁路碳排放效率的经济计量模型。模型以最大化铁路期望产出并最小化非期望产出为目标函数，依据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研究结果表明，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碳排放效率表现出地区差异性，基尼系数从0.27下降到0.14，且这种差异性在逐年缩小，表明铁路产业总体碳排放效率呈现递增态势。2010年后，DEA有效的公司数量由3个增加到5个，分别是太原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铁局集团有限公司、广铁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兰州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第二阶段的计量模型测算得到以下结论：在现阶段的综合交通网络中，高速铁路与民航和公路运输方式间的竞争效应大于其合作效应；高速铁路与碳排放效率呈现出倒“U”型，高速铁路有其最优规模区间，从而更有效地提高铁路产业碳排放效率。     

高速铁路全社会价值的形成根源及作用机理

基于马克思提出的交往理论,论证了高速铁路全社会价值的形成根源,即凭借安全、快捷、网络化等优势实现的社会交往改善,并提出了"交往-生产"循环下高速铁路全社会价值的作用机理。借助系统动力学测算出高速铁路的运行速度从300km/h提高至350km/h可促使GDP增加近3%,将高速铁路的开行对数增加100对可促使GDP增加2%以上。因此,适当提高高速铁路的运行速度、增开列数有助于充分发挥高速铁路的全社会价值。     

高铁开通能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吗？ ——基于288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8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构建了2014—2020年我国288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营商软环境指数、营商硬环境指数，并匹配2013—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开通高铁数据，运用倍差法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了高铁开通改善城市营商环境的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有效改善了城市营商环境、营商软环境、营商硬环境，这一结论在进行选取最近港口距离与省份层面开通高铁数量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调节作用机制显示，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了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的正向关系，而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推动了营商环境优化动因以及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赋能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