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助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而这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从分解效应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门槛非线性特征，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分区域看，相较于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分行业看，科学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特点，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溢出效应、边界选择与产业集聚测度

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度结果受所选产业加总水平与地理单元大小的影响,后者应以集聚过程中溢出效应的产业边界与空间边界为基础。当前产业集聚测度研究普遍存在产业加总水平与地理单元选择过大的问题,本文试图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测度结果是否存在偏差,偏差的系统性、方向、大小和影响因素,以及有偏的测度结果对集聚经济研究的影响等。结果表明,超出空间边界或产业边界的测度结果将显著偏低,并导致对集聚经济的低估;按省测度的区位基尼系数比按市测度平均低了近40%,两位数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通常低于其所含三位数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的均值,甚至最低值。     

汕头市产业集聚效果的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对汕头市产业集聚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汕头市内部集聚经济、布局集聚经济和城市集聚经济都非常弱，其经济发展对粤东区域其他地市影响十分有限，尚难以担当粤东区域的龙头。为此，汕头市要积极促进产业集聚，构造个性化产业．创造创业氛围，促进城市化进程。     

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2005—2014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从供给侧视角以生产性服务业自身集聚及其与三大产业的协同集聚作为其对国民经济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用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探察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就供给规模而言,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倒U型关系,尚未达到最佳集聚程度;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力军;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中部地区,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就供给结构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与第一产业的协同集聚的影响最小,而与第二产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尚未发挥出足够影响。     

利益集团视角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文章首先分析了在资本利益集团驱动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次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2005-2011年中国制造业中13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利益集团视角下的产业集聚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利益集团的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技术进步率有显著影响。国有资本主要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际资本则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实现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升级。     

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78-2010

通过对1978—2010年广西工业投入产出数据的回归分析,估算了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而言显著上升,1979—2010年间的平均TFP增长率大约为6.98%,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工业总产出增长的大约38.6%。同时,1979—2010年间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频繁,易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存在较强的不稳定性。     

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特征研究

基于经典的产业集聚理论,本文从行业和区域两个不同的视角测度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均衡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发展极不均衡,无论从行业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来看,我国制造业主要集聚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地区之间发展差异甚远。     

金融产业集聚、市场化进程与地区经济增长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金融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这一增长效应的实现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关。实证检验我国1992年—2011年各省市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发现,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效应;通过加入市场化进程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市场化进程影响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发挥程度,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可以更好的促进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样本检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沿海省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区域集聚的实证研究

产品的区域集聚度既可以用静态的存量指标来度量,也可以用动态的流量指标测度,两种度量方法所表示的内涵不相同,但综合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分析产品的区域集聚程度。本文首先设计了度量产品区域集聚程度的静态和动态模型,然后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我国四大类27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工业产品的区域集聚情况,最后对各区域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一定能带来经济效率吗：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

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是产业集聚“一枚硬币的两面”,集聚也会导致集聚效应由规模效应向拥挤效应转变。本文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全国６０个工业城市数据,实证分析拥挤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证实了拐点的存在。通过运用门限模型发现２００３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拐点,进一步的面板回归表明２００３年及以前规模效应占主导,之后拥挤效应的约束性作用逐渐凸显,集聚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倒Ｕ型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是我国已经进入拥挤时期,鼓励先发地区向欠发地区产业转移有着必要性;二是就城镇化建设而言,在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缺乏要素激励的转移可能只会产生拥挤效应而不是规模效应。     

外部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企业效率

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决定于企业特性,企业的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本文研究外部集聚经济和外资溢出效应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市区销售收入前五十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包括企业人均资产、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性质和产业特定因素之后,企业所属产业在空间上越集中、所在城市人口密度越高以及外资企业产值比重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越高,说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外部经济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的空间迁移行为,因为企业倾向于迁移到外部环境有利的地方。     

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城市生产函数中引入集聚空间外部性,利用均衡模型推导出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方程,并探讨了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理,认为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呈现倒Ｕ型的阶段性特征。随后基于模型方程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１）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等因素通过影响本省区城乡差距,进一步将作用传递和迭加到相邻省区城乡差距之上;（２）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机制——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中国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机制问题,并由此系统地对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不论是静态的影响,还是动态的作用过程,外部性在产业集聚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从静态角度看,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从动态角度看,产业专业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多样化在统计上不显著;(4)劳动生产率在地区之间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三个层次,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地区间有收敛的趋势。本文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动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将目前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到某些中部省份,这可能是实现缩小地区差距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出口对生产率影响的非均衡性研究——基于Veblen-Gerschenkron效应的考察

出口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野切入,实证考察了出口之生产率增长效应的非均衡性论题。借助新近兴起的技术前沿距离方法的研究表明,出口对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要大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近的先进地区,意味着出口具有Veblen-Gerschenkron效应,即技术落后地区在出口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和生产率增长要大于技术先进地区。而且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还具有时间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针对门槛效应的检验表明,只有在行业出口超过某个临界值后,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才渐次显现并不断强化。此外研究还显示,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同行业集聚与关联行业协同集聚外部性都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对于制定利用出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化地区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在Fujita、Thisse(2002)和王洪光(2007)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政府公共服务,来分析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运输成本较低,政府公共服务较完善,则产业集聚将在此地形成。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内地1999～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由于尚未达到临界条件,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运输成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但对全国及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     

我国制造业集聚经济动态性研究：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使用我国制造业部门数据,检验了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中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不同影响,重点比较了该过程中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变化。结果发现,地方化经济在成长阶段及衰退阶段对产业发展起负向作用,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起正向作用;城市化经济在产业的成长及衰退阶段均产生正效应,在成熟阶段对产业发展无显著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产业空间布局策略必须结合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制定,一味地鼓励集聚并不总能获得好的政策效果。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基本假设进行修定,从农民追求预期净收益现值最大化出发,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的递归方法,推导出均衡条件下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各影响因素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方向和程度。研究发现:城乡劳动力流动率的滞后值、城乡实际收入差距、非农产值比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有正的影响,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值偏小;城镇失业率、城乡消费支出比和农村工业化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有负的影响;制度变迁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也有一定程度但不显著的正影响。为了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应加强城乡联动共同发展。     

中间产品多样性、地区的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边界

利用扩展了的Abdel-Rahman and Fujita模型,从中间产品多样性的角度,在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产业集聚递增报酬的微观基础,分析了地区专业化的原因,并通过引入集聚成本进一步研究了产业集聚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