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提高了新疆碳排放水平吗——兼论PHH与EKC假说

本文在测算新疆碳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利用拓展STIRPAT模型,测算了城市化对新疆碳排放的影响作用,同时还测算了新疆城市化过程中是否存在“污染天堂”、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及相关U型特征。结果表明：城市化对新疆高收入地区碳排放有直接的缓解作用,而城市化却加剧了低收入地区碳排放水平。新疆不存在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然而高收入地区与碳排放存在U型特征,而低收入地区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结构。间接效应显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收入对碳排放有促进作用,“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政策在新疆对节能减排是适合的,不论是对外贸易还是FDI高收入地区均存在“污染天堂假说”,而低收入地区却显著不存在。     

出口贸易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效应分析

通过对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差异,分析不同出口贸易结构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与合理化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差异明显;扩大初级品出口有利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它在有效促进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阻碍其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增加工业制成品出口不仅会加速东、中部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且对中部地区影响程度更大;但它在加速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与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的同时,阻碍中部地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中国碳排放强度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深入探讨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对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ＧＤＰ、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口、城市化率、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不显著;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正向影响最大,人均ＧＤＰ和产业结构影响较大,单位能耗碳排放影响最小;人均ＧＤＰ持续增长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负向贡献率最大,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负向贡献率较小;而能源强度下降是导致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重要因素,其正向贡献率较大,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和单位能耗碳排放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正向贡献率较小。     

我国地区碳排放强度差异变化趋势分析

为考察我国碳排放强度地区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政府制定地区的碳排放政策提供数据参考,本文基于1995—2012年省际碳排放数据,在描述性统计及地区收敛性检验基础上,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四大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且中部省区间差异较大;从变异系数来看,地区间碳排放强度的差异未出现缩小态势;我国地区间碳排放强度存在σ收敛、绝对收敛及条件收敛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下降起促进作用,而工业化则有抑制作用;要实现我国碳排放强度目标,关键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发展,调整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与碳排放

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有两个途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本文从碳排放强度的视角,运用因素分解法,将碳排放强度分解为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测算了1996 ～2011年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以来,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作用较小;在各个产业部门中,对整个国民经济碳排放强度降低贡献最大的部门是工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因此,将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还有很大的空间,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碳排放强度是有效的途径.     

不同城市化进程的碳排放特征差异比较——基于LMDI分解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碳排放问题备受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关注,同时,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区域之间由于所处的城市化阶段存在差异而导致碳排放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以城市化综合指标为基础,把全国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在内的31个省、市、自治区分成不同城市化进程的三类,进而运用LMDI方法对三大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以期比较三大区域因城市化进程不同而存在的碳排放特征差异.分解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区域碳排放增长最慢,而处于城市化进程中问阶段的区域碳排放增长最快;能源强度对不同城市化进程的区域碳排放的抑制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对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区域抑制作用最明显,对处于城市化中间阶段的区域最不明显.     

山东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消耗带来的碳排放增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控制和减少碳排放也相应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重大课题。山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和碳排放大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为此,采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建立山东省碳排放增量的因素分解模型,对1995—2009年间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碳排放强度这三个主要因素对山东省碳排放增量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产业规模的扩大是导致山东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起到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反而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所促进,对碳排放起到决定性抑制作用的是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减少山东省碳排放量的政策性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的中国交通碳排放因素分析

选取交通能源消费强度、人均GDP、城市化率和汽车增长量等因素,采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对全国交通碳排放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交通碳排放库兹涅兹曲线存在,人均产出、城市化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和汽车增长量对交通碳排放并不起主要作用。这说明产业结构变化对交通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而发挥规模效应、经济效应以及政府效应对未来交通领域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增加国内碳排放？——基于产业结构的分析与解释

本文将产业结构作为溢出途径,采用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显著增加了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分地区来看,在考虑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之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碳排放来说,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影响并不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均不显著。在我国开放、共享、绿色发展背景下,引导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考虑对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影响,也要充分考虑对国内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促进我国的绿色发展。     

中国省域R＆D投入对碳排放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8-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R＆D投入强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各影响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分别会带动二氧化碳同方向变动约为0.975和0.816的百分点,R＆D投入强度每变动一个单位会平均减少约0.111个单位的碳排放。由此可知,加大研发投入、调整产业结构、采用节能技术降低能源强度是现阶段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路径。     

区域间工业碳排放绩效差异的再检验——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目前中国正在进入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倡导下,工业碳减排成为各政府工作的焦点。基于此,笔者利用含有非合意性产出的DEA模型构建了工业碳排放绩效指数,测度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五大区域2005～2010年工业碳排放绩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影响这些区域工业碳排放绩效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从时间层面来看,我国工业碳排放水平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区域层面来看,工业碳排放绩效不平衡。另外,面板数据模型表明,工业规模结构、产权结构、轻重结构、“三资”工业企业份额等对工业碳排放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性

为揭示中国能源强度的演变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冲击及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的能源强度及相关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区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能源强度水平相似省区倾向集聚分布;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禀赋对省区能源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为负向;从溢出效应来看,东部省区的城市化水平、西部省区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均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东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产生了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方向相反。     

长江经济带污染物排放强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污染物排放指标体系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染物排放强度水平进行测算,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以及对数离差均值三个具有互补性的差异性指标对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引入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外商投资水平、能源消耗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等六个解释变量,选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整体以及各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以2011年为转折点,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上游地区的差异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小;三大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各解释变量对不同区域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影响研究

本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20年相关数据,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并分析了三个指数的时空演变规律。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效应和影响机制,从而克服变量之间因互相影响所导致的内生性的问题。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整体呈现出向好发展趋势;从互动关系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有效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但新型城镇化建设未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二者之间的整体耦合协调度还较低。鉴于此,本文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新型城镇化空间形态布局;强化自主创新,促进省际间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加强产业分工合作,构建以核心城市为引领的协同创新的产业分工体系。     

长江经济带能源碳排放脱钩效应及其驱动因素

能源碳排放脱钩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Tapio脱钩弹性分析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效应,并在Kaya恒等式的基础上结合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对能源碳排放的内在脱钩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以六年为一个时段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处于“弱脱钩—弱脱钩—强脱钩”状态;经济增长对能源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能源强度对节能减排具有重要贡献,而能源结构与人口规模对能源碳排放分别有较微弱的负效应与正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低碳示范区等对策建议。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对我国30个省份1995年—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STIRPAT模型对碳排放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利用Kaya方法对碳排放变化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并且存在较强的排放惯性。因素分解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是碳排放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技术进步对碳减排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随机性,能源消费结构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影响不明显。基于上述,本文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省区碳排放强度的分布特征及其变化分析

文章定量测算和分析我国1997-2008年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结果显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碳强度远高于其他行业,东部发达地区的碳强度远低于其他地区;并且,各省区的碳强度状况与其所处的工业化进程差异及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直接相关。同时,基于LMDI分解方法进行的各省区能耗碳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能源强度的改善是驱动1997-2008年大部分省区碳强度降低的主导因素,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趋于拉升大部分省区的碳强度。上述两种力量在各省区有着明显不同的作用程度。     

产业隐含碳排放与贸易结构匹配下的碳关税研究———以中美贸易为例

文章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21个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不同产业部门的隐含碳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碳排放呈现产业高度集中的特点。但整体来看,如果仅以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强度估算我国产业碳排放强度,实际上会在很大程度上低估我国产业部门实际碳排放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结合贸易结构的研究发现：位居中关产品贸易额前20位的产品与我国隐含碳排放量较大的产业部门产品具有较强的匹配性。这意味着,一旦欧美等国对我国征收碳关税,将大幅度提高我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关税水平,从而对中国经济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