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

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分行业的机制检验方法验证政府补助引致管理层权力扩张,进而增加高管超额薪酬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之于高管超额薪酬具有中介效应,相较于管制行业,政府补助非管制行业所带来的管理层权力扩张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央企管理层权力的关系不显著,政府补助引致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小规模企业。最后对政府补助下管理层权力的治理提出相应的建议。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研究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的差距过大,高管薪酬只升不降且与企业业绩的关联程度较低,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隐性薪酬无法为社会大众所知。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完善国企高管薪酬评价体系,健全高管薪酬监督体系,建立高管薪酬比价体系,最终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研究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的差距过大,高管薪酬只升不降且与企业业绩的关联程度较低,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隐性薪酬无法为社会大众所知.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完善国企高管薪酬评价体系,健全高管薪酬监督体系,建立高管薪酬比价体系,最终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     

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     

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与高管薪酬

中国上市公司通常使用会计信息制定高管薪酬。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用于高管薪酬的制定必须考虑其异质性问题,即多重会计业绩信息评估结果的差异会影响其在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作用。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程度越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当以净利润作为业绩代理变量时,民营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较少受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影响;营业收入为业绩代理变量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完善其高管业绩评价和薪酬设计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和实际指导价值。     

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如何合理化企业内部薪酬

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证考察了在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市场统一程度提高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市场统一能够改善普通员工薪酬、抑制高管薪酬,从而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构建统一大市场能够促进员工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改善普通员工薪酬。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还能够发挥治理效应,缓解企业代理问题,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缩小高管超额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效应在人力资本质量更高、盈利能力更强、内部治理较差、外部监管较弱、地区GDP水平较低以及中西部地区样本中更显著。     

所有权性质、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强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的不同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团队平均任职年限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负向影响,高管团队的年龄、教育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的女性比例、教育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关系更显著,高管团队任职年限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才能信号抑或薪酬辩护:超额薪酬与战略信息披露

本文研究了高管在获得超额薪酬时是否披露了更多的战略信息,并进一步检验了此时战略信息披露动机符合管理者才能信号假说还是薪酬辩护假说。结果表明,战略信息披露与超额薪酬正相关,且在国企尤其是央企中、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两者正相关性更强,这表明两者的关系符合薪酬辩护假说,即高管在获得超额薪酬时,为了提高薪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会披露较多的战略信息来展现自己的才能。本文从高管薪酬辩护视角考察了信息披露的动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背景下丰富了有关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择时披露现象研究

本文以2010年至2014年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质量出发,探讨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质量对择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责任履行质量越高时,国有企业倾向交易日披露,而非国有企业倾向于周末披露。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客户及消费者权益责任及环境责任的履行质量是国有企业择时披露的重要原因,而非国有企业则重点基于员工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履行质量选择披露时间。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问题探析

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焦点问题之一,并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监管体制、绩效评估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体制改革的若干路径选择.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基于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15年我国推行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为契机，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2012-2018年的历史数据，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策之于这种影响的效果。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起正向促进作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价值呈U形关系，高管行业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同样是正向促进；2015年政策推行并未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政策推行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提升的效果微乎其微。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进一步地,相比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此外,降低代理成本是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创新及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企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当前,作为社会焦点,各界日益关注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差异.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研究分析,找出了目前我们企业存在的高管人员薪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我国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的改革思路和方向.     

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

本文考察了自愿信息披露程度对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我们发现,自愿信息披露本身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但对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显著为正。此外,在董事会有女性董事或者不存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自愿信息披露对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公司治理较好的董事会可以更好的利用自愿披露的信息对高管进行评价,从而改善对高管的激励。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监管与改革的路径选择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激励通常被看成是公司制度的核心,因为与一般员工相比,高管人员的努力更难观察,而高管的道德风险对企业带来的危害也更大。当前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水平,不仅远远超出了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并且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较大。应通过法规约束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水平并加强监管,应发挥国有股控股股东和股权董事的作用,审慎推进股权激励计划,厘清金融高管职务消费,细化信息披露制度,增强薪酬披露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企业社会责任与经理人薪酬激励有效性研究——战略性动机还是卸责借口?

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影响经理人薪酬激励的潜在重要因素。本文以2009-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经理人薪酬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经理人薪酬激励的新型代理因素和相机卸责的借口,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面临业绩下滑、社会责任环境压力较大、股权分散的情况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而在民营企业中,并不存在这种现象。本文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必然造成企业预算软约束和经理人薪酬激励效率的低下,针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薪酬考核,需要重点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业绩考评。     

我国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和经营绩效相关性研究

近年来,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运用我国5家上市商业银行2001～2007年年报披露的有关数据,分析了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这5家银行的高管薪酬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总资产正向影响高管薪酬,但是高管薪酬与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相关程度不高,与不良资产率的相关性不显著.商业银行的绩效变量只能解释高管薪酬30%左右的变化,这说明当前上市银行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中还没有充分考虑银行的综合经营绩效.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应建立能充分考虑银行综合经营绩效的高管薪酬决定机制.     

应当重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问题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因事关企业效率和社会公平,一直是社会及公众的敏感话题。它之所以屡遭社会公众诟病,主要是因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的资源和话语优势自定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加大,薪酬制定依据不合理,不明确。因此完善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是改革我国现行社会分配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环境规制、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2015年《环境保护法》实施的证据

环境问题的改善,不仅在于国家立法监管和政府严格执法,更依赖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特别是预防性地承担环保责任的投资行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薪酬激励模式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对在高法治水平地区的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促进效应显著.高管薪酬粘性水平越高、或者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企业,环保投资提升幅度越大.在行政级别水平越高、或者政府补助水平越高的企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旨在为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合理有效建议,也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思路.     

高管薪酬、企业业绩与国企改革

文章研究国企与民企高管薪酬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为国企改革提出意见。实证结果是:我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国企与民营企业在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不匹配。国有企业应更进一步深化高管薪酬制度改革,让市场决定高管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