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的实现模式与路径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同为重大国家战略,给琼粤港澳合作带来难得机遇和广阔空间。谋划两大国家战略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交流合作,打造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开放新高地,是实现区域互补共赢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的重要路径和迫切要求。从全局视野谋划、布局、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可采取共同拓展经济腹地的联动模式、打造跨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联动模式、总部(海南、香港)+基地(珠三角地区)的联动模式。为实现国家重大战略融合发展,放大叠加效应,应构建政府合作机制和利益协调共享机制,重点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特色产业集群、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强统筹联动发展,加速"大湾区+自由贸易港"的城市群和产业集群联动,推进产业格局和分工体系优势互补。     

面向海洋强国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合作：演进与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和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可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大湾区方案”。粤港澳海洋合作在经历了“民生保障、互通有无”—“市场开放、互利合作”—“服务先行、双轨融合”—“机制创新、深度融合”四个阶段的演进后，呈现以合作区为载体引领海洋合作示范平台建设、以海洋科技创新为动力赋能经济转型、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促进海洋服务业融合发展、以绿色宜居为共识深化海洋生态环境共治等发展趋势。同时，也面临海洋合作制度成本较高、区域发展“多极共生”竞争压力、全球产业分工重构的“双向挤压”等挑战。未来深化大湾区海洋合作应从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层面加强创新，全面建设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形成休戚与共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大湾区智慧”。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进趋势与优化治理

构建科学合理、高效协同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也是衡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展的重要表征。结合湾区内经济、人口、企业和城市联系分布特征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任务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将依托大交通大联通形成纵横联动发展大格局、依托要素流动形成圈层嵌套三大发展带、依托三大极点扩容提质形成三大都市圈、依托战略平台建设塑造新空间增长极。顺应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进趋势，聚焦建设创新活力发展空间、协调融合发展空间、绿色低碳发展空间、开放包容发展空间和共享共治优质空间的目标，应着力建立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的空间发展观，弱化GDP导向强化空间综合价值，弱化行政边界强化功能区引领，弱化分割竞争强化分工合作，弱化空间距离强化响应速度，弱化制度差异强化规则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空间结构与联系研究

深刻把握区域创新系统内部耦合特征与协调机制，是科技强国战略下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活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与地学空间方法，利用熵权TOPSIS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与创新氛围耦合协调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①区域创新系统的综合得分呈现“中轴高—四围偏低”的空间结构，广州和深圳的创新氛围与创新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均较高，说明两系统间呈现出有序的螺旋优化状态，而澳门的创新发展存在双重错位现象；②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分异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环形创新网络结构，网络空间交易成本和同配性现象显著，深港创新集群的耦合协调联系最为紧密。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且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影响因素看，交通联结、政府作用和空间分异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差距大及要素流动度相对较低是当前制约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应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区域协同关系转变，以“新基建”为支点保障区域要素流动，通过区域分工合作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以优势产业集聚重构空间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所得税协调的演变进路和完善策略

所得税协调与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制度合作、规则衔接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利器。自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所得税协调与合作经历了探索起步、初步协调、全面合作和优化调整阶段等四个阶段，各个阶段前后顺承，凸显粤港以自贸区为目标的税收合作的不断深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所得税进一步协调，应成立高级别的税收协调机构、优化所得税协调路径、缩小三地所得税税负差异、完善所得税税收征管。     

论国际湾区治理对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区际法律冲突的启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的出台,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方方面面的联系愈发紧密,而区域间产生的法律冲突也变得越发明显.国际湾区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上有很多共性,如都需要加强区域政府间的合作及协调,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兴湾区更多体现的是个性.而国际其他湾区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上的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本文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现状及特点,在总结复合法域国家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模式及做法的基础上,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可从立法上与相关领域对口、设立专业委员会、加强区域合作及协调等方面进行尝试.     

粤港澳大湾区蓝色经济绿色发展对策研究

“海”是湾区的核心资源要素,粤港澳大湾区因海而兴、因海而富、因海而强、因海而美,蓝色经济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重要支撑。阐述了蓝色经济绿色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开展海洋基线调查与评价、打造国际一流的美丽湾区、建设海洋与海岸带空间信息平台等主要举措,并从海洋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蓝色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提出效果评估方法,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物丰、人和”的美丽湾区建设目标提供了有效途径。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市场分析与前瞻

数字经济作为新发展形势下的重要引擎,重构了社会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对居民的消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之一,蕴含巨大的数字消费潜能。本文从数字经济概念出发,阐释了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型消费呈现出的新内涵,消费内容的多元化、个性化和虚拟化,消费模式的网络化和平台化,以及消费模式呈现出的新型特点。进一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消费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坚实的数字经济基础,强劲的消费需求、消费能力,以及对网络消费的偏好性。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市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未来的发展思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消费券释放内需潜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推动数字消费可持续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特征、趋势与政策建议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为我国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打造"新样板"。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基础良好,涉海合作政策红利密集释放,产业合作互补性较强,海洋经济合作国际化程度高,但在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规划、涉海生产要素流动、产业链延伸、社会文化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将重塑发展新动力,呈现海洋经济合作更加密切、海洋科技协同创新增强、涉海金融服务合作加速、海洋绿色共治协作深入等趋势。未来立足双循环,要以"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深化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共建涉海"硬件"的互联互通、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海洋科技创新生态网;陆海统筹共治海洋生态环境,健全多元化的协同共治投入渠道,提升全面开放与合作水平;共享海洋公共服务产品,促进"民心相通"。最终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落脚点,真正形成海洋命运共同体。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tech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beneficial to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een a year-on-year increase in both the level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sound development tre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mproved from a slightly uncoordinated stage to a primarily coordinated stage, but the overall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still not high, with some gaps from realizing the excellently coordinated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unbalanced,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cities.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stabilized after narrow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with high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tends to wide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国内外典型湾区发展经验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启示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经国务院批准纳入国家战略的规划发展区域,地处辽宁南部沿海,辐射东北地区,是带动辽宁乃至东北振兴的巨大引擎。介绍了国际三个著名湾区和我国新建的粤港澳湾区建设的现状和成功经验,总结出湾区要成功发展必须要实现政府与市场的通力合作;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完善多中心治理下的组织模式;提升高校院所对全湾区发展的扶持作用;建立企业准入"负面清单",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升级以及立体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等意见。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提供政策参考,进而推动东北地区振兴。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格局演变及协同关系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的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995-2016年经济数据,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方面,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评估。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化波动较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而合理化水平则出现大幅度波动、高级化较为平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主要研究时段出现轻微波动,但1998与2015年出现骤降导致整体变化较大;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较为稳定。未来长期内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将阻碍合理化进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变动在较长时期内将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来看,二者在长期发展中将会缓慢加速高水平经济协调发展进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经济协调发展间阻碍与推动作用近期主要来源于其本身,长期产业结构变动除受本身冲击外,均受经济协调发展影响较大。     

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利用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67所高校纵向数据,采用随机系数模型,考察高校双元活动效率增长趋势、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时间推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研发与学术研究的双元知识产出整体呈现出显著提升趋势;(2)不同制度环境下高校双元活动产出效率的增长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广东高校创新研发的产出效率增长高于港澳高校,港澳高校学术研究的产出效率增长则高于广东高校;(3)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使得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强于港澳高校。     

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时空影响机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综合考虑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识别出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旨在促进大湾区创新资源整合和创新水平提高。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6-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区域内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比较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整个金融业来看,大湾区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关系。从金融子行业来看,保险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银行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均没有明显影响。金融(各子行业)集聚与购房压力的互动均对科技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统计意义上影响具有门限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影响机制。在低、中度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高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在低、高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明显的统计意义上的影响;但在中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地区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政府扶持政策对科技创新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存在结构性差异。     

高新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评价研究

高新区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对正值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在高新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全国视角对高新区与所在城市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时序特征来看,高新区与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协调整体水平偏低;从空间分布来看,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东西空间分异特征,且高新区发展超前型地区范围逐渐扩大并呈集聚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