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控制权收益①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控制权收益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盼控制权收益度量

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角度,本文认为控制权收益为市场组合收益与控制权的风险溢价之和.进一步.利用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本文度量了A股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大小以及研究了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因素表现出很强的年度差异特征,并且影响控制权收益的程度表现出递减的趋势.     

实际控制人属性、治理环境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笔者对不同定价基础的协议转让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衡量控制权私人收益.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分为政府控制主体和非政府控制主体.并对2003年～2008年发生的控制权转移事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处于较高水平,但股权分置改革后有所降低;政府控制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小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治理环境越好,控制权私人收益越低.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挤占效应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股权代理冲突逐步取代了股权分散下的传统委托代理冲突,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重点问题。本文将从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入手,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考察：控制权收益的形成是否与上市公司三种资本配置方式之间的相关性;在控制权收益的驱使下是否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对研发投资的挤占效应。     

终极控股股东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8年间发生大宗股权交易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124起作为样本,就我国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等因素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获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成负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越高控制权私有收益也越高,终极控制权对私有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丰富了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本文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从盈余管理的视角研究了企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及具体表现.研究结果显示,与独立上市公司相比,系族上市公司和集团上市公司倾向进行向下盈余管理,其中系族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程度最为严重.从企业集团产权性质分析,民营系族上市公司和民营集团上市公司比同类型的国有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程度更为严重.在系族上市公司中,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系族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的程度负相关.这表明,企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代理冲突会受到内部资本市场的影响,从而有别于普通的第一类代理问题.     

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影响因素的制度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依次分析我国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市场发展特征对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私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保护私有产权向政府寻租,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资源转移等多重动机选择集团化、股权集中的终极控制权安排;国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变革制度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治理压力也会选择股权集中的金字塔结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所形成的重筹资和上市公司独立性不足特征也使终极控制股东的上述动机通过上市公司更加容易实现.所以,特定终极控制权配置结构与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益模式相互强化,治理大股东控制和利益侵占则需要多种制度因素的协同变革.     

社会信任、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与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

转轨经济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家族企业如何在面临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实现成长?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提供了推动家族企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种效果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在家族股东大会层面的超额控制越低、家族董事席位控制程度越高和家族总的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股东大会层面上的两权分离度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而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和家族总的控制发挥着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微观机理是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商业信用通过提供非正式的融资机会帮助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制的公司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终极控制权与财务风险：来自沪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财务预警指数与金融工程领域广泛使用的VaR两个角度来定义财务风险,研究终极控制权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越高。同时,终极控制人的性质亦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最高,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次之,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最低。     

政府控制、成长性与企业现金持有价值

本文以2001-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行政级别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及国有资产布局调整为制度背景,在分析国有企业成长性和投资机会的差异后,研究发现,在具有同样成长性的情况下,如果上市公司属于中央政府控制,其持有现金的价值大于地方政府所控制上市公司。     

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就经理薪酬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理薪酬在企业资本投资决策方面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作出补偿和激励时,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因薪酬契约失效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经理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前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薪酬改革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内源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高成长性企业表现尤为显著;②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且资产负债率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应适度控制债权融资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动机,并有效发挥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③风险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     

资产专用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基于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模型,分别考察资产专用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及其交互作用,对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拥有越高资产专用性的企业,其资本投资越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加速了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投资;但对于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抑制了其资本投资,这种情况在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较高的地区尤其明显,而在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风险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发现:风险投资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公司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而且可以增加公司的短期有息债务融资和外部权益融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现金流短缺所导致的投资不足问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不同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均可起到抑制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作用,但只有高持股比例、高声誉、联合投资或非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才能够显著地改善外部融资环境,缓解现金短缺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综合本文研究结果,作者认为企业上市后仍然可以利用风险投资机构的监督职能、声誉资源和融资关系网络来解决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促进企业投融资行为的规范化和理性化。     

资本管制、外商投资与最优税差 --对中国转型时期过渡性资本外逃的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过渡性资本外逃的现实,构建一个政府和国内企业之间关于外资超国民待遇和资本投向的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演绎了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过渡性资本外逃的机制;揭示了资本管制程度对于过渡性资本外逃的效应;诠释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何能够实施程度较高的内外资差别待遇,而在国内资本存量越来越大的今天,政府降低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客观必然性。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当政府不了解企业资本外逃真实成本时,不对称信息对最优外资税率的效应。最后文章认为,统一内外资的税率和其他政策待遇是今后改革的必然取向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广告投入

股权质押使控股股东面临控制权转移风险,其有动机进行市值管理。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是否存在调整广告投入的行为。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公司广告投入水平显著提高,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会通过策略性地增加广告投入进行信息管理,而非通过削减广告投入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证实广告具有短期股票回报效应;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广告投入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是出于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散户规模较大和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企业,广告更容易吸引投资者注意力,此时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的动机更强,该行为短期内可以提振股价,但没有起到改善经营业绩的作用且加剧了股价波动。本文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联系提供了证据,且对相关部门加强上市公司广告费用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动机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资本准入管制、政府控制的制度背景,从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收购方选择、转让定价、转让后绩效等方面,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动机。文章以中国A 股市场上截至2013年末的1410起公司控制权转移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1)政府倾向于转让非垄断行业或业绩较差的国有上市公司,而保留垄断行业和业绩较好的公司;(2)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倾向于将控制权转让给有实力的外地收购方,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3)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收购方收购了盈利能力较好的公司,但没有支付较高的溢价;(4)控制权转移后,公司绩效总体上没有提高,虽然同业并购、实力较强的收购方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但这类样本不到40%。因此,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总体上不是效率导向的,如果控制权转移不是从效率出发的,则控制权市场约束在位管理层、降低代理成本等作用就难以发挥。     

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研究——兼评标准公司治理理论的适用性

标准的公司治理理论是以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的,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定位于长期金融和资产管理功能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在治理目标、产品、信托合约、资产结构、两权分离、委托代理关系、政府管制等方面表现出的特殊性使其区别于一般公司。我们应根据这些特殊性对标准的公司治理理论进行修正,构建真正适应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理论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