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融合研究

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为中国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沿用上述两种方法开展后续研究存在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相似对象下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相等；第二，不同对象间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可比。本文从Cochrane(1991,1996)的资本回报率定义出发，利用投资的q理论构造单一测算思路——资本边际转换率测算方法，将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融合在“资本回报率=资本边际转换率”的经济意义下，实现相似对象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相等，并将不同对象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对比建立在可比的资本边际转换率基础上。可以证明，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分别是本文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特定应用。综上，本文方法为未来中国资本回报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有效替代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基于1995-2014年投资效益的测算

本文旨在从投资效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持续高投资率是否合理以及投资是否过度问题.通过应用AMSZ准则检验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发现自2003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呈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态;进一步测算同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发现2008年后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来,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通过对投资率与资本回报率进行拟合,发现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出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的结论,并就过度投资的危害及其防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各类所有制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分析 ——基于资本回报率的视角

本文以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对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减税降费在巩固资本回报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强有力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政策,2020年企业税后资本回报率小幅提升,但企业盈利恢复基础仍不稳固。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2018年以来,受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央企税前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国企盈利能力亟待提升;集体、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资本回报率均值较高,但样本数量有限、波动较大。今后,应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更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m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和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热点话题，文章首先运用改进的宏观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理论分解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强度和内在机制。测算结果表明，2005—2020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其中2005—2012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0年呈现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1%，工业资本回报率会提高约0.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工业资本回报率；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特征，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制度环境与地区资本回报率

本文测算了1997-2007年中国的地区资本回报率,并运用制度实证分析框架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依次递减,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没有明显缩小;(2)政府干预和非税负担显著降低地区资本回报率,产权保护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尚不显著。因此,作者认为欠发达地区要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必须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降低非税负担。     

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企业规模、非债务性避税规模和公司固定资产的增加而增大,随公司盈利能力增加而减小,而且同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相关。同时,它还会受到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公司经营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企业倾向于持有较低的长期债务。同融资的优序假说相比,静态权衡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似乎有更强的解释力。     

中国经济的增长-GDP数据的可信度以及增长的微观基础

本文从GDP计算体系和经济增加值(EVA)分析方法着眼,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第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来自于上市公司、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机场博弈与中国起降费规制改革-一个合作博弈论评价

本文通过在机场博弈中使用的合作博弈论中两个成本分摊工具——Shapley值和Owen值,用厦门高崎机场2002至2005年(预计)的全年起降数据,计算了以合作博弈论为基础的机场起降费标准。本文将理论值与中国机场起降费用改革历程中的三个收费标准作出了比较,同时对民航总局提出的起降费上限改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另外,本文还对即将在中国各大机场起降的最大型飞机A380的起降费用进行了理论上的估算。     

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状态下的预防性储蓄研究-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

该文利用我国城乡时间序列数据,对城乡居民的消费特征做了新的探索.我们对引入预期收入增长的对数线性欧拉方程和二阶泰勒近似的欧拉方程进行了估计,结果说明,当期收入仍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不成立;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走低的收入增长率直接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仍然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预防性储蓄动机.     

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现象-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次应用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现象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多重均衡现象。当人均收入低于1007元时,存在着经济增长障碍,经济处于低水平陷阱;一旦突破低收入门槛,在同一的收入状态里省区经济增长率趋向收敛。然而,由于较高收入状态的省区收入收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状态的省区,因此,我国富裕省区与相对落后省区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我国目前还没有达到增长极限,不存在高水平陷阱现象。     

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

通过对晚明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的考察,尤其是对当时面临货币冲击的初始制度条件的分析,该文试图就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大分叉进行解释.我们的基本猜想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固有的产权保护因素,一方面削弱了制度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又使得产权保护处于高度的不稳定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经济长期增长的货币金融制度之产生,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引申出的命题是,历史上的外部突发事件在深度、广度和方向上对某一行政-司法-关税辖区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影响力,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该辖区初始制度状态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     

我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实证分析-以电子通讯行业为例

该文以电子通讯行业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运用偏度与峰度联合检验法、Χ~2拟合检验法、柯尔莫哥洛夫检验法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别除异常点后,电子通讯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但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对于偏离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初步分析,我们认为一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真实性存在问题,二是上市公司会特别关注某个数值,从而会使在该数值左侧一个小区域内的点小于理论频数.而该数值右侧一个小区域内的点大干理论频教.     

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在控制股东谋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盈余管理是否与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有关。我们猜测在治理结构越差和超过监管阀值动力越大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激励越强烈;当隧道行为变得困难时其也减弱。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应计利润总额和行业中值调整后的应计利润(industry-median-adjusted accruals)与 H/B 股虚拟变量负相关,同时与下列因素表现出正相关关系:最大股东在公司的利益,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的利益以及董事会是否由 CEO 来控制。我们的结论显示了隧道问题在具有下列特点的公司里更为突出:一个强有力控股的股东,公司的 CEO 们对公司具有强烈的私人利益,董事会不是那么独立;然而当公司与境外投资者交易股票时这个问题减轻了。而且,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该文考察了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所有权、控制权以及二者的分离对企业的影响.我们发现,民营上市企业的最终控制人大多采用金字塔方式从而以用较少的投资控制较多的股份.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严重的东亚地区的其他9个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两权分离更大.两权的分离造成了企业价值的下降.我们的结论指出,民营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应该尽量保持相若,且应避免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一这一经营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