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分析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二者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采用2003~2010年中国对146个东道国OFDI的样本数据,考察了中国OFDI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整体来看,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2)分样本看,中国对高收入东道国OFDI的性质为水平型,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有微弱替代关系;对中、低收入国家OFDI的性质主要为垂直型,与出口主要是互补关系。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中国工业行业双向FDI如何影响全要素减排效率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双向FDI影响全要素减排效率的机制,进而运用系统GMM的方法检验了中国工业行业双向FDI对全要素减排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均会显著抑制工业行业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但二者的交互项会显著促进全要素减排效率的提高。(2)不同能源结构、所有制结构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双向FDI对全要素减排效率的影响也有所不同,IFDI和OFDI会显著抑制不同能源结构组、高所有制结构组和不同要素密集组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但会显著促进低所有制结构组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从双向FDI的交互项系数来看,不同能源结构组、高所有制结构组和不同要素密集组的双向FDI呈互补效应,而低所有制结构组双向FDI呈替代效应。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江苏省文化与OFDI关系的实证研究

今天的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文化与经济是一种共生互长关系,文化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江苏省作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较为活跃的地区,研究其文化与OFDI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在江苏文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分析基础上,并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江苏省文化与OFDI的协调发展进行探索,以促进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文化的协调发展。     

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能存在差异,鲜有文献同时考虑这两方面差异。总体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时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空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对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促进效应要显著强于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对亚洲国家的促进效应强于欧洲与非洲国家。另外,前述倒"U"特征在欧洲、亚洲、非洲样本中均存在,但在非洲,上升趋势似乎占主导地位。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开放条件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IFDI与OFDI的双重影响

扩大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选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两个指标,探讨开放的经济环境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数量逐年增多,但是质量有待改进;对外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所起的作用效果优于引进外资。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耦合研究——基于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提出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而后利用中国28个省域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分别计算出各省域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耦合协调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以及双向直接投资子系统与企业创新子系统的发展水平，通过比较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将各省域分为同步型、双向直接投资驱动型与企业创新驱动型。同时，分析中国省域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耦合协调系统的耦合度时序变化趋势。然后，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聚类分析，划分为协调、磨合、阻抑三个阶段。研究发现：从国家层面看，整体耦合度不高，但呈现缓慢增长趋势；从省域层面看，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且各地区耦合协调阶段不同。     

论我国的出口平台型外商直接投资

除了水平型投资和垂直型投资以外，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成为了近期研究的热点。本文使用1980—2004年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外资企业出口数据，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在华直接投资动机存在明显差异；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各国投资动机趋同，我国大陆地区成为了香港地区、日本和美国这三个主要投资来源地的出口平台。但是与新加坡和爱尔兰这两个世界上主要的出口平台型国家相比，外资企业还没有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我国并不属于出口平台型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中国持续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样本OFDI促进了持续创新,但区域差异显著,OFDI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创新,而对东部地区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全国样本门槛效应检验中,随着OFDI规模的逐渐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断减弱.适度规模的研发投入和适度的制度水平对OFDI与持续创新关系的影响最显著;分区域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均不存在制度水平的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在OFDI规模约束下与全国样本结果类似.中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和研发投入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在减弱,随着研发投入中研发经费的增加,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     

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与78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控制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键影响因素设定基准模型,然后引入国家经济风险变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分组检验显示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模型,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测算了国家经济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水平。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实践表明,引进外国投资很难获得先进技术,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则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选取中国1995～2012年对20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检验,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紧密和稳定的正向关系,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此外,研究与开发投入对于企业创新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而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存在负向影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研究——规模、效率与潜力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是高质量投资的核心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基于2011~2017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和发掘投资潜力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明确方向。研究结果显示:就投资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越大时,将显著吸引中国对该类东道国的OFDI,但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距离以及东道国自身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就投资效率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梯度OFDI效率没有明显提升,但逆梯度OFDI效率有稳定上升;就投资潜力而言,中国需要挖掘对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盟地区投资的新增长点和投资新契机,目前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观点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传统主流理论观点;二是其他（合新进的）理论观点,其中关于战略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战略联盟的理论观点尤为引人瞩目。对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观点的价值和局限性进行归纳研究,有助于探讨和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区位选择的总体思路。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1978-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固定资产投资两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约增加0．89个百分点；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和双向的因果关系。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研究--基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比较分析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进行投资存在被"替代"风险;东道国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仅在已承接较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存在,且第二产业的诱发力最强,中国企业进入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和较小的投资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为显著,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要素更具吸引力。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基于产业视角的分析

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二者都是一国经济实现与世界接轨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两大产业,从贸易总量、绩效与结构三个角度定量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两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分别能够带动国内同行业对外贸易的增长,对中国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对外投资的主导产业,但是也不能忽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