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董事长金融背景与R&D投入——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重,严重挤出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制造业发展前景堪忧的事实,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09~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R&D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引入董事长金融背景这一中间变量。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会抑制企业的R&D投入;当企业董事长具有从事金融相关行业的经历,即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相关背景时,会加重企业金融化程度对R&D投入产生的挤出效应;此外,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说,企业金融化对R&D投入的抑制作用更强。本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去理解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董事长金融背景及创新水平的关系,并为政府合理引导制造业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金融化行为以及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化、内部控制与企业主业效率

企业金融化既阻碍了企业自身核心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劳动力结构在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占研发投入和打破劳动力结构平衡来降低其主业效率；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抑制作用，因金融资产类别、经济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内部控制缺陷会加剧企业金融化行为，信息沟通、控制活动两个内部控制要素能够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主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动企业生产经营科学决策、健全内控制度提供了借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8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模型分析在金融发展调节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越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力度,但过度扩张的金融发展会起到负向调节作用;(2)宏观异质性分析发现,过度扩张的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存在于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3)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确实存在倒U形非线性影响,并且只有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和技术人员占比较高的企业中金融发展的抑制效应才会显著,而在是否"两职合一"企业中却没有显著差异.     

制度背景、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以我国2013-2018年深沪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探讨了CEO产出型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制度性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两职合一、股权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在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中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薪酬激励机制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合理选择具有相关职业经历的CEO、完善内外部制度性因素对抑制CEO的道德风险,充分发挥CEO在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民营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寻求建设创新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基础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动态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营运效率提升有助于增强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会提高企业最优杠杆率水平;营运效率对企业杠杆率和盈利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要素市场扭曲成为阻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障碍。本文选取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加深导致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升高，该结论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融资约束两种机制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仅在民营企业、没有政治资源的企业、所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的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推行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基于沪深A股2010～2020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企业金融化程度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来自东部和中部经济带、高金融化水平和没有进行实物资本投资的企业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内在逻辑，为加强政府监管和推动企业主动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货币政策与经营风险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探究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对金融化与经营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企业金融化程度提升使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剧,且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这一作用逐渐增强。对样本时期进行划分,采用金融收益作为金融化指标,得到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的强化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者受监督程度较低、财务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阻碍未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研究使用动态指标衡量金融化,并结合货币政策视角,为避免“脱实向虚”引起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

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并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正相关,内部控制在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中发挥负向的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主要是通过影响审计业务复杂度进而影响审计定价;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正向影响在企业规模越大、受融资约束越高、内部控制缺陷越严重的企业更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金融工具还是管理工具?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会作为掩饰企业金融化的"金融工具",还是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工具"?本文以2009-2016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呈负相关关系,是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管理工具,而非金融工具;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管理工具假说在高社会责任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应规披露的企业中表现明显。进一步,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信号传递与融资渠道两种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及"脱实向虚"风险研究

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效应,但受企业异质性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金融化行为逆周期效应具有差异性,属于轻资产、国有制、制造业以及非东部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较为突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抑制固定资产及研发创新的投入,进而挤出实体资产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潜在动机表现不同.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是套利投资行为;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金融化可以起到平滑资金作用,但需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脱实向虚"风险.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Financializ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China: Promotion or Inhibition?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for the period 2009 to 2018,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NFC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from both long-term and short-term perspectiv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financializ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is not simply a crowding-out or pulling effect but rather depends on the type of financial assets held by the firms. The holdings of investment financial assets generally have a pulling effect on both the short-term performance and market expectations of a firm's future profits as proxied by Tobin's Q, but they crowd out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at are critical to long-term performance. Although monetary financial assets positively affect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they inhibit the increase of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Additionally, compared with monetary financial assets, investment financial asset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hort-term performance, although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n innovation activities is more prominent for investment financial asset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concludes that compared with manufacturing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NSOEs), the role of financialization in promoting the performance of non-manufacturing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s more significant.     

年金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本管理功能,本文分析了实施年金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年金具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实施年金计划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影响机理检验表明,企业年金能够通过增强员工满意度、加大对员工创新技能培训投入来发挥创新激励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年金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具有一定持续性,并且在不同环境和企业特征下具有异质性,即企业年金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国有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本文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年金政策实施效果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建立并完善企业年金计划、优化薪酬福利制度以实现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论国企改革中的不可信威胁、监督制衡与路径选择

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但是效益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一方面,所有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最终都取决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成为一个可信威胁,而对于许多国有企业来说,在政府"父爱"的关怀下,这种威胁是不可信的,这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压力进行创新,得过且过,效益低下是自然的结果.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只有弱的动力去监督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也并没有建立起内部的制衡机制,这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仍很突出,经营者可以"任我行".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低效与其独特的产权制度密不可分,国有资产分步骤、有条理、有规则地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是改革的关键.引进机构投资者,加强市场监督,加大剩余索取权在企业从业人员中的分享程度也是促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必不可少的环节.     

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银行贷款是企业创新的重要融资来源,银行业市场的变化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银行市场竞争性的提高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正向的影响,对大型企业存在负的效应.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因企业规模不同而不同,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明显,银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更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杠杆率、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

选取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研究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存在既能促进创新同时降低风险的企业最优杠杆率区间,即当杠杆率处于9.3%~37.1%的范围时,杠杆率的提升能够最大地促进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同时降低创新风险;但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并未达到增加创新产出与降低创新风险的最优均衡。同时,不同规模企业杠杆率与创新的关系具有差异性,大型企业促进创新且可规避风险的最优杠杆率的区间为杠杆率低于67.0%,中型企业为杠杆率低于22.5%,小型企业则是7.8%~17.0%的区间范围。应正确理解中央“去杠杆”政策,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力求在“降杠杆”和“促创新”之间达成最优平衡。     

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

合理的高管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发挥高管人力资本效用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非国有企业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管理层权力加大了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     

混改背景下国有企业股权性质变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混改将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基于2009-2018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改制后国有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的专利产出效率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企业的专利质量效率有消极作用,即国有企业改制会通过改变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对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均对专利数量有遮掩作用,对专利质量有部分中介效用,改制后企业将更加重视企业经济目标,注重短期的专利数量成果,从而忽视创新专利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