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人员使命取向如何提升其工作旺盛力——特质激活与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性视角

国防科技人员工作旺盛力是推动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其形成机理备受学界和军工界关注且亟待开展实证研究。基于特质激活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国防科技人员使命取向影响工作旺盛力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通过对5家军工科研院所及企业607名国防科技人员进行调研,结果发现:科技人员使命取向对工作旺盛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发展型绩效考核正向调节以上二者间关系;自主性动机在使命取向与工作旺盛力关系间起中介作用;发展型绩效考核对使命取向与工作旺盛力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自主性动机中介路径实现。研究结论对于军工组织有效激发员工工作旺盛力、提升管理绩效具有启示价值。     

绩效考核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采用两阶段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不同目的取向绩效考核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并检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共享型领导在两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发展型绩效考核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评估型绩效考核负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不同目的取向绩效考核与员工越轨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共享型领导不仅显著提升发展型绩效考核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增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发展型绩效考核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而且弱化评估型绩效考核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间的负向影响,削弱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评估型绩效考核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该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越轨创新的理论研究,而且为企业实施不同目的取向的绩效考核提供了有益启示。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

作为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对员工的工作动机、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鲜有文献涉及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能力—动机—机会(AMO)”框架,探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三阶段349份有效样本的分析发现,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庸思维会进一步强化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主动变革行为间关系,且该调节效应会被工作重塑中介。     

工作压力双路径视角下国防研发人员主动性行为形成机理：职场精神力的调节效应

研发人员主动性行为是实现国防科技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竞争力来源，但有关工作压力背景下主动性行为的形成机理仍缺乏实证探索。以双元工作压力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对国防研发人员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重点考察了工作繁荣与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以及职场精神力的调节效应。针对8家国防科技企业及科研院所的630名研发人员开展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分别对主动性行为起正向与负向作用；工作繁荣和情绪耗竭分别在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主动性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职场精神力正向调节挑战性压力与工作繁荣的关系，负向调节阻碍性压力与情绪耗竭的关系；职场精神力不仅调节了挑战性压力通过工作繁荣影响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还调节了阻碍性压力通过情绪耗竭影响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     

点燃科技企业明星员工创造力的领导机制研究 ——基于精神与能量视角

通过聚焦科技企业中的少数、关键明星员工,以创造力成分理论和关系能量理论为依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精神引领和能量激活视角,探究点燃明星员工创造力的新路径、新机制.基于对北京、深圳、西安、哈尔滨等不同地域科技企业(包括来自83个团队的422名员工)样本进行多来源、配对式问卷调研,实证结果表明:领导精神性行为对明星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旺盛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关系能量对领导精神性行为与明星员工创造力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关系能量正向调节工作旺盛感在领导精神性行为与员工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关系能量越强,上述中介作用就越显著,反之越弱.     

点燃科技企业明星员工创造力的领导机制研究 ——基于精神与能量视角

通过聚焦科技企业中的少数、关键明星员工,以创造力成分理论和关系能量理论为依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精神引领和能量激活视角,探究点燃明星员工创造力的新路径、新机制.基于对北京、深圳、西安、哈尔滨等不同地域科技企业(包括来自83个团队的422名员工)样本进行多来源、配对式问卷调研,实证结果表明:领导精神性行为对明星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旺盛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关系能量对领导精神性行为与明星员工创造力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关系能量正向调节工作旺盛感在领导精神性行为与员工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关系能量越强,上述中介作用就越显著,反之越弱.     

军工研发人员生涯适应力对其创新行为、离职意向的作用机制:一个整合性过程模型

员工生涯适应力的“双刃剑”效应给一般性组织带来了管理困境，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特殊组织尤其是军工单位是否也会产生类似问题，显然需要作进一步实证探索和验证。基于多维理论视角，构建了生涯适应力影响军工研发人员创新行为和离职意向过程模型。通过对6家军工企业和研究所的727名研发人员进行问卷调研，结果发现：①生涯适应力负向预测离职意向，且创新行为在二者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②主动性人格和利他行为分别在生涯适应力与创新行为间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③利他行为完全中介了主动性人格对生涯适应力与创新行为的正向调节效应。     

非正规就业人员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情绪耗竭和超时劳动的视角

与正规就业相比较,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理由是其工作自主性.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来说,工作自主性是否能带来体面劳动感知,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影响过程中存在哪些关键变量,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实证结论.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本研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对上述猜想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有显著正向作用;工作自主性显著负向影响情绪耗竭;在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情绪耗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超时劳动负向调节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的关系,即超时劳动越严重,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的正向影响越弱;超时劳动在工作自主性和情绪耗竭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通过对正规就业人员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对比分析发现,与非正规就业人员相比,正规就业人员工作自主性对情绪耗竭起着显著正向作用,超时劳动正向调节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的关系.     

绩效考核目的取向对员工角色内行为的影响研究——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北京156位企业在职员工的问卷调查,文章探讨了绩效考核目的取向对员工角色内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组织支持感在二者间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与评估取向的绩效考核相比,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对员工角色内行为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绩效考核目的取向对员工角色内行为的影响。     

情感型领导对同事关系亲密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中国本土学者提出的情感型领导风格,以社会学习理论与创新成分模型为理论视角,考察了情感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探讨了同事关系亲密度的中介作用和工作自主性的调节作用。采用层级回归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基于SPSS插件PROCESS的Bootstrap方法,对收集的360份配对问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情感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与同事关系亲密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同事关系亲密度中介了情感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工作自主性调节了情感型领导对同事关系亲密度的影响,工作自主性越高,情感型领导对同事关系亲密度的影响越显著;另外,工作自主性也调节了情感型领导通过同事关系亲密度对工作绩效的间接影响,工作自主性越高,关系亲密度的中介作用越显著。     

军工研发人员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其离职意向及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主动性人格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的联合效应

内部人是普遍存在于军工企业中的一种传统的非正式身份划分，这一特殊身份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对军工研发人员工作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考察内部人身份感知影响离职意向和创新行为的过程机理及多重交互效应。对712名研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①内部人身份感知负向预测离职意向，正向预测创新行为，工作使命感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②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工作使命感与离职意向的关系；③工作使命感与主动性人格、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离职意向、创新行为的三维交互效应显著，即在高主动性人格、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条件下，工作使命感对离职意向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而在二者双低条件下，工作使命感对创新行为的正向作用更强。     

精神性因素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影响——伦理情境的调节效应

以组织创新成分理论、精神型领导理论和领导情景理论为依据,探讨精神型领导和职业召唤感等精神性因素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动力作用以及儒家工作伦理的调节效应。通过企业调研获得268套领导-员工的有效配套问卷数据,统计分析表明:(1)精神型领导对研发人员的职业召唤感和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研发人员的职业召唤感对其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精神型领导和研发人员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儒家工作伦理调节了精神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儒家工作伦理越明显,精神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也越强;(4)儒家工作伦理还调节了职业召唤感在精神型领导和研发人员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儒家工作伦理较高时,精神型领导通过研发人员职业召唤感的中介进而对其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也随之增强,反之则减弱。研究结论拓展了基于精神性视角的创新行为动力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为管理者实践精神型领导、培育研发人员职业召唤感和加强研发工作伦理建设,从而有效激发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管理启示。     

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个体内在视角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员工个体内在视角出发,以工作繁荣为中介变量,以主动型人格为调节变量,探究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309位互联网企业的员工数据,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可以正向预测员工的创新行为；工作繁荣部分中介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工作繁荣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经检验主动性人格调节工作繁荣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团队反思对员工创造力的跨层影响

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下，团队反思对员工创造力的跨层次作用有待明确。整合社会嵌入模型和心理所有权理论，对团队反思、工作旺盛感、工作心理所有权影响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利用61个团队领导、360名员工的配对样本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及相关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团队反思对工作旺盛感、员工创造力均具有显著的跨层次正向影响；工作旺盛感在团队反思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发挥跨层次中介作用；工作心理所有权对工作旺盛感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国防创新绩效

采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变量，基于地理邻接和要素流动两种权重矩阵，实证分析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对国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特征；在地理邻接权重和研发资本流动权重下国防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从对本地区的影响看，产-研和产-学两类互补型协同对国防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研和研-学两类替代型协同则不利于国防创新，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均对国防创新有益；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看，研-研协同显著提升周边地区的国防创新绩效，产-研协同则对研发资本流动关联紧密地区的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     

多任务处理对员工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成就导向与认知评估的作用

基于压力认知评估理论，探讨多任务处理对员工创造力影响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对341份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成就导向调节多任务处理与认知评估间关系，即在高水平成就导向的影响下，多任务处理对挑战性评估的正向影响会增强，而多任务处理对威胁性评估的正向影响会削弱；挑战性评估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而威胁性评估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多任务处理与成就导向的交互作用通过挑战性评估和威胁性评估的中介作用对员工创造力产生不同影响。     

TMT工作使命感、双元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动机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对335名企业高管进行调查，探讨了TMT工作使命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了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和战略选择的调节作用，揭开了TMT工作使命感与创新绩效关系的黑箱。结果显示：TMT工作使命感正向影响双元创新，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当实行低强度的成本领先战略、高强度的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时，TMT工作使命感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结论可为实现双元创新、优化企业创新产出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中介与调节模型

基于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探讨员工感知的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如何通过促进员工工作繁荣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以及员工所在部门谦卑型领导风格对这一过程的跨层次调节作用。对402份部门主管与员工匹配两阶段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工作繁荣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谦卑型领导在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促进员工工作繁荣过程中发挥跨层次调节作用，即当部门领导表现出高谦卑性风格时，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更强；此外，部门谦卑型领导跨层调节工作繁荣对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当采取高谦卑型领导风格时，该中介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员工工作成长综合模型视角下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可为管理者有效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提供决策依据。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近年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果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为此,基于2009-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752个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晋升当年,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减少研发投资;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