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科学的理论

当代德国刑法教义学存在着侧重具体问题的细化研究、弱化体系性要求的趋势。但体系的一致性,毕竟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必须满足的基础要求。刑法科学的理论,旨在为刑法教义学的建构提出必要的准则,以确保刑法教义学能够成为一门体系性的、理性的科学。刑罚论是建构犯罪总论的起点;犯罪概念的内容,取决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刑法的任务在于,保证法共同体成员相互认可的状态具备必要的稳定性。因此,犯罪的本质并非法益侵害;只有当某一行为违反了公民所负有的应当共同维护既有之自由生存秩序这一义务时,才能将该行为视作犯罪。从该犯罪概念出发,可以在行为概念、客观归责、故意论、不作为犯等犯罪总论的具体领域中,推导出与之相适应的结论。刑法科学之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某一学说的教学法品质与其真正的科学品质截然区分开来。     

期待可能性论对预防刑罚观之实践问题的消解

期待可能性论与预防主义刑罚观是两个不同范畴、不同功能的刑法理论，二者出现了结合的态势。积极预防刑罚观导致刑法过度化问题，“立法要扩张，司法要谦抑”，需要运用责任论加以限制。责任理论也朝着机能化方向发展。期待可能性是现代责任论的核心。机能责任论作为一种升级版的规范责任论，在其理论框架中，期待可能性概念的地位虽然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并没有被完全否定，而是作为决定行为人对法律态度的一个根据被提出来。期待可能性依然具有刑法合理评价的价值，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本身也不排斥期待可能性，相反，应借助期待可能性论纠正一般预防观在实践中扩大打击面的弊端。我国立法规定为运用期待可能性论宽恕犯罪人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但现行教科书将期待不可能性作为无罪过事件并不科学。只有在刑事责任范畴中确定期待可能性论，才可以有效维持期待可能性论的两种评价功能。对网信犯罪的处理，可以进一步验证该理论的合理性。     

“常识、常情、常理”与自由心证关系探析

"常识、常情、常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法治观,贯穿法治的全过程。那它与司法诉讼中的自由心证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本文通过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完善自由心证制度,增强心证结果的权威性。     

数额犯之数额的阶层犯罪论体系定位

在中国刑法学日益体系化、精细化的时代,数额犯之数额的犯罪论体系定位问题,角度虽小但至关重要而学界又观点不一。数额之客观处罚条件说由于走向了使数额脱离主观认识、明显违背责任主义的极端,而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数额之构成要件要素说不能使作为舶来理论的教义学方法与我国刑法具体规定有效结合,对于解决中国刑法语境下的具体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数额之可罚的违法性说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得心应手,为数额之体系定位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案,但尚需进一步对其进行论证。处理该问题的思路是:引鉴日本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藤木实质处理构成要件说为原则,在数额犯的情况下例外采取佐伯说形式看待构成要件的观点。如此,既以教义学方法为依托,对传统阶层体系及理论做出轻微调整、本土改造,又实现了以中国刑法具体规定为背景的教义学知识的重构,最终达到数额之阶层犯罪论体系定位的逻辑自洽以及功能自足。     

对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局限性的认识与批判

主流的公司财务学理论是立足经济个体的理性财务行为展开的 ,在方法论上承袭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传统。受这些传统的影响 ,公司财务学在理论建构上属于与形式经济学相对应的形式主义财务学而不是实体主义财务学的范畴 ,其在理论建构上的“零嵌入性”立场、“工程学”的架构和“普遍主义”情结 ,使公司财务学缺乏足够的现实解释作用。     

从要件识别到变量评估： 刑事司法如何破解“定性难题”

“法律先于法学”的事实意味着负责罪责评价的人类道德直觉是刑法最初的立法依据,而刑法学理论回避解码道德直觉,选择了“填充犯罪分类表”的捷径,虽有刑法教义作补充,但终究没能揭示刑法的底层逻辑。罪责评价的绝对尺度是犯罪的预期损失,因此定罪量刑需要考虑破案率、作案成功率等决定刑罚威慑水平和犯罪预期损失的各种变量。以变量评估取代要件识别,可以有效应对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定性难题。     

历史传承与实践发展——2009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研究综述

2009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于8月19日至21日在昆明举行。本届刑法学术年会的总议题为“新中国刑法建设60年”，具体议题又分为“新中国刑法建设60年：回顾与展望”、“死缓制度适用与完善研究”、“刑事和解制度的刑法学研讨”和“《刑法修正案（七）》的理解与适用”。来自全国刑法理论界及实务界的三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本届年会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论自由心证与常识、常情、常理在诉讼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从自由心证和常识、常情、常理的概念出发,在深入探讨二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二者在诉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作用。     

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登场——评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以现行法规范作为阐述的出发点,注重对司法实践的归纳和回应,尝试提炼关于中国民事诉讼的体系化理论,因为这些特点,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清晰的法教义学方法论意识的民事诉讼法学著作。但从该书中也能看到,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研究将会长期遭遇现行法"规范化不足"、现有理论"体系化不足"以及司法实务"确定性不足"的挑战。对于未来法教义学研究者而言,要特别关注"法外因素的处理"立法论与司法论的协调"以及"社科法学方法的引入"等问题。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概念

刑法解释根据其解释的效力不同,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自97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已出台了9部立法解释,这些解释对刑事司法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学术界对刑法立法解释的诸多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试在总结相关争议的基础上,分析刑法立法解释的概念,以期对刑法立法解释有更全面的认识.     

论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的同一关系

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之关系,是正当防卫教义学中的重要问题。关于此,有区分论和同一论两种见解。区分论难以成立,“立法修订情况不同”“刑法和民法的属性差异”“刑民正当防卫的任务有别”皆非区分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的理由。与此不同,同一论既和法秩序统一原则和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相适契,又具有明晰正当防卫图像、便利正当防卫行使的刑事政策效果,是刑民正当防卫关系的妥当解。《刑法》第20条和《民法典》第181条关于防卫限度的不同规定并非反对同一论的理由：“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和“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所确立的防卫限度是相同的,皆为“超过必要限度”,两条款的不同点,即“明显”和“重大”,则是由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差别所致。总之,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是同一关系,两者的法理基础和构成要件皆相同。     

论刑法拟制的本质、正当性及应有类型

刑法拟制的本质是对法律效果的拟制,是对A类型的事实适用A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评价,但适用B罪的罪名和法定刑定罪量刑——既不是对事实要素的假定而将A类型的事实认定为B类型的事实,也不是为B罪创设一种新的犯罪构成。除了窝藏赃物型抢劫罪等少数条款具有拟制的正当性之外,其他拟制条款均不具有正当性,应当尽快废除。根据条文规定的明确程度以及可解释为注意规定的余地大小,可以将刑法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刑法拟制划分为明文规定的拟制、比较明显的拟制、形似的拟制、解释的拟制四种类型,由于大多数“拟制”条款都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实质正义和责任主义等问题,因而应当将形似的拟制和解释的拟制解释为注意规定,以尽量缩小刑法拟制的条款范围。     

什么是损害？——一个刑法哲学视角的分析

损害引发法律强制,特别是刑法的回应。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新的损害形态,但损害的概念内涵难以确定,导致损害的犯罪化边界难以划定。传统刑法哲学通过证成损害原则来理解损害,以范伯格为代表的刑法哲学家以损害为依据为刑法强制划定界限。但这种理论路径面临两难困境： 既无法借助损害的概念来为损害原则的正当性辩护,也未能充分展示损害的概念结构。其他理论家通过比较意义上的损害观、反事实的损害观和道德意义上的损害观揭示损害的概念,为损害原则的辩护寻找新的出路。从对这些立场的批评和辩护可以看出,损害与法律家长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也可以兼容。损害的概念内涵虽然充满分歧,但有助于更好地回应实践中的疑难情形,为理解刑法中的法益和智能时代的数字损害提供了支持。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评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     

试论信用卡诈骗罪单位犯罪主体的完善

新《刑法》较旧《刑法》的突出进步之处在于实现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一体化。这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刑事立法,而且有利于打击单位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从而有力地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     

对于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答吴泽勇教授《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登场》一文

中国语境内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建构和法教义学方法展开,需要根据程序法学不同领域的具体条件来加以推进。可将这些领域大致区分为三种类型,即通过立法建立的制度与对应的司法实践已相对成熟的领域、粗具规模但体系性不足的领域和立法上的制度设计尚未获得司法实务充分回应的领域。《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采取了立足于司法实务的基本立场,提供贯穿教材整体的概念框架,并依程序的不同领域分别运用叙事方式的方法论尝试。     

论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民刑交错视角下的法益保护论探讨

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可从“刑法解释论”和“刑法立法论”两种路径进行探讨。“刑法解释论”探讨路径以现行《刑法》罪名体系为出发点，主要任务是揭示哪些罪名的犯罪构成之设置是以“数据权益”为规范保护目的；“刑法立法论”探讨路径是在刑法立法层面上探讨立法者为在刑法政策上实现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这一目的，动用刑罚禁止何种行为类型才具正当性的问题。然而，两种探讨路径都将依赖于“数据权益”的内涵确定以及法益格的认定问题，换言之，是刑法法益理论在数据权益刑法保护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民法典》第127条并非是关于数据的确权性规定，且在民法理论界关于数据权益的法律属性存在诸多争议的状况下，“数据权益”内涵不明、法律属性不清导致其并不具备作为刑法保护客体的“法益”格。当前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类法益保护模式探讨路径，是对刑法法益保护方式的误读，并未触及“数据权益刑法保护”之规范层面问题的实质。“数据安全”法益观的探讨路径则不仅混淆了现象层面与规范层面上的“数据犯罪”概念的界分，也由于没有论证“数据安全”如何能够构成刑法的保护法益，而导致结论过于武断。在理论探讨上，应该明确作为行为客体的物理层面上的“数据”概念与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层面上的“数据权益”概念之间的区别，据此明确“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在规范层面上是否构成新问题。     

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与评述

近年来，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有独立成为一门新学科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方法论最新成果可分为两条线索：一是主流的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是带有解释学特点的“复兴实践”方法论。两条线索各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和演进逻辑，对于经济研究方法而言，都有各自的贡献。     

构成要件和犯罪体系

日本的阶层犯罪体系理论取道德国,其经历了从贝尔纳体系向李斯特体系的转变。相应地,日本的构成要件论也经历了特别构成要件和一般构成要件的分歧。同时,日本的刑事立法中也存在与其理论体系相龃龉的现象。这也是导致理论以及实务中问题产生的原因。鉴于此,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明确探讨犯罪论体系的实际意义： 第一,区分刑法上的“构成要件”和刑事诉讼法上的“构成犯罪的事实”;第二,在刑事政策上,具有采纳阶层体系的必要性。如果刑法不采纳政策上的“保安处分”,只注重刑罚这一法效果的话,只要坚持“责任主义”,“要件体系”也是行得通的。     

经济学视角下的刑法分析

本文在对刑法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对受刑法约束者利益、犯罪与守法成本收益比较以及影响犯罪率的因素等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分析刑法的立法成本、实施成本的概念、类型以及刑法效益的概念,发现刑法成本与效益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降低刑法的成本投入,提高刑法的运行效益和社会效果,从而提出一些刑法经济性的对策,尽量达到以最少的成本支出获取最佳的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