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2021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在倡导“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的同时，强调要“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两者之间能否兼容促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央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能否切实贯彻到解决养老问题的实践之中，但现有文献对两者之间关系缺乏必要关注。文章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老年人金融参与的视角检验了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同住显著促进了养老第三支柱建设，提高了老年人金融参与积极性，尤其是对风险金融资产投入的促进更加显著。老年人为男性、居住东部地区、子女教育水平和个人收入高时这种促进效应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子女同住降低了老年人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了老年人知识认知和信息接触，从而增加老年人金融投资；同时发现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劳动支持更能促进个人养老金参与，而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未发现该促进效应，支持了子女同住的代际交换动机。结论表明，子女同住与养老第三支柱建设可有效互补。发展养老第三支柱不但能够满足老年人在子女赡养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高质量的自我养老需求，更...     

参军经历会导致农村青年收入溢价吗?——以CFPS2010调查9628个样本为例

文章基于CFPS2010调查的9628个农村男性数据，研究参军经历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并以"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去除了内生性问题引起的估计偏误。研究发现：参军经历显著增加了个人收入，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农村退伍军人的收入高于没有参军者35.5%。进一步分析表明，（1）农村退伍军人更容易获得城镇就业机会，而城镇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人收入；（2）农村退伍军人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也显著促进了个人收入。因此，文章创新地发现了参军经历通过"城镇就业"和"社会网络"两个中介渠道影响个人收入。     

缩小数字鸿沟对退休再就业是否有帮助

本文使用CHARLS 数据构建了Logit 模型，以数字鸿沟为核心解释变量，结合个人特征、社会保障和对外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了数字鸿沟对退休再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中老年数字鸿沟能够减少退休后的受雇就业，导致更多的退休人口选择不就业，但是对退休后是否自雇就业没有影响。综合而言，缩小老年数字鸿沟对退休再就业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此外，男性退休后更倾向于受雇就业，女性通常更需要照顾家庭。年龄对退休后受雇就业和自主经营具有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相当。健康状况和社交活动参与对退休再就业也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灵活就业需要制度增援

发展灵活就业现实意义所谓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灵活就业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事实表明，灵活就业是我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重要渠道，估计我国目前已有７０％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入灵活就业领域。灵活就业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就业门槛低，对技术、技能和资金的要求一般不高；行业和门类庞杂，包容性大，对不具备就业竞争优势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选择的余地和空间较…     

中国情景下的数字劳动：制度性特征、实践挑战与治理路径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形态各异的数字劳动应运而生,创造了大量灵活的就业机会,拓展了新时代“职业版图”,丰富了劳动者职业选择。总体上看,中国情景下数字劳动呈现出用工关系更趋多样化、劳动者群体高度异质化、灵活就业“正规化”、备受政府支持等鲜明的制度性特征,但同时又面临劳动者对平台依附加深、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劳动者职业发展受限和平台算法严苛等新问题、新挑战。规范和促进中国数字劳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起以明晰数字劳动用工关系为前提、以加强数字劳动权益保障为基础、以推动平台算法治理为关键、以社会力量协同参与为补充的数字劳动治理机制。     

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选择的经验研究:以中国城镇为例

本文分析转轨过程中中国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模式的选择,探讨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对不同经济阶层家庭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一方受过良好教育或者富裕家庭的女性倾向于参加有酬劳动,并更可能把子女送到幼儿园接受教育。此外,中国的公立幼儿园并没有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与私立幼儿园相比,公立幼儿园更倾向于接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孩子。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级孵化器“认证”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全部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孵化器"）数据，检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应。文章认为，获准入驻国家级孵化器能够向外界传递关于企业质量的积极信号，帮助企业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研究发现，相比非国家级孵化器，国家级孵化器中的初创企业获得高新技术认定的概率显著更高。在控制了已有文献中资源连接和能力建设的替代解释后，文章结论不变。从"认证"效果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别展开研究发现，对于更需要权威机构认证的群体，如首次创业者、大学生群体以及专利数量较少的初创企业，入驻国家级孵化器的影响更显著；并且，专业技术领域的孵化器与孵化企业的技术领域一致会增强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力。为了缓解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文章仅保留在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之前已入驻的企业样本，并以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作为冲击事件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结果支持本文结论。文章拓展了孵化器的作用机制研究，并为创业服务机构影响初创企业资源获取的现有观点提供了基于大样本的经验证据。     

“稳就业”还是“毁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腐败控制、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与反贫困效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1996-2014)

惩治腐败和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基于1996年到2014年138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探索了腐败控制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新机制，即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我们发现：第一，腐败控制显著促进了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第二，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显著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第三，"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腐败控制是通过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进而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文章的发现是对发展中国家腐败与贫困关系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不但有助于理解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的制度基础，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设计反贫困的公共政策。     

儿童照料方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不同儿童照料方式研究发现,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19％ ～28.4％;隔代照料对女性参与劳动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正式照料,这可能与现有的托育服务欠缺有关;当家庭面对外在冲击时,父亲照料可以显著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建议政府在鼓励生育的同时,加快完善托育服务资源配置;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等手段推动男性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承担家庭责任;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从而更有效地影响生育率.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我国低收入灵活就业弱势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低收入灵活就业弱势群体的劳动利益诉求存在着极大的共性，片面强调其中的农民工或下岗再就业职工的劳动权益的保护，既是对灵活就业弱势群体中其他劳动者的歧视和伤害，也会对维权资源整合造成不良影响。低收入灵活就业弱势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缺乏的成因虽然多样，工会维权以保障其劳动权益的充分实现是弱势劳动者最可倚重的方式之一。文章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促进改革成果公平分享的视角对这一特殊群体劳动利益诉求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审思。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所谓灵活就业就是指正规部门及非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按照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政府对在正规单位工作的建立有一年以上劳动关系，签订一年以上聘用、劳务合同的人员，都计入劳动统计年报，统计为正规单位就业人口，可简称为正规就业人口。其他未被统计的城镇劳动者即为灵活就业人口。灵活就业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就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事物的发展都是双面的，灵活就业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发展，但灵活就业这一新的机制还带来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养老保险这一方面。     

“三孩”政策下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为了解“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现状、三孩生育可能性并分析人口学变量对其产生的影响，采用问卷法对152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和生育意愿情况，发现大学生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89±0.52个、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1.48±0.88个，打算生育三孩的比例仅为5.5%,18%的大学生选择不生。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的计划生育数更多（P=0.003）、生育三孩可能性更大（P=0.000）；结婚时间越早、对孩子喜欢程度越高，计划生育数就越多（P=0.003,P=0.000），三孩生育的可能性也更大（P=0.000,P=0.000）；农村大学生更有可能生育一孩和二孩（P=0.003），但在三孩上差异不显著。因此，“三孩”政策下，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低下，三孩生育可能性较小。在新时期，迫切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人口生育意愿。     

结构性违约、信用分层与评级机构的策略性反应——来自中国信用债市场的证据

2014年以来，以主要集中于民企的"结构性违约"宣告了中国信用债市场刚性兑付的"结构性打破"，债券市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利用2013-2017年债券数据，本文深入分析了结构性违约对评级机构行为和效率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发现：首先，信用评级的市场公信力会因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刚性兑付"而削弱；其次，结构性违约爆发之后，信用评级的整体效率有所提升，但在不同发行主体呈现分化，对于非城投类企业，信用评级对发行利差的影响显著增大，意味着评级公信力的显著提升，而对于城投类企业，评级效率并未明显改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评级机构在违约后采取了差异化的评级策略，对于违约风险较大的非城投类债券，评级机构倾向采取"收紧评级"的策略；对于违约风险较低的城投债，评级机构倾向于采取"放宽评级"的策略。这种策略性行为是导致市场"信用分层"的重要原因，并有可能推升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农村劳动力回流、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基于千村调查的经验研究

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增强，不可避免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文章在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关系，并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资料，实证检验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特征变化和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受非农就业不稳定的推力作用和与家人团聚的拉力作用，越来越多的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西部外出劳动力回流率最高，达到47.2%。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普遍高于非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的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促进效应，而兼业和务农的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抑制效应，这意味着回流农村劳动力并非一定会选择农业生产，也可能选择在更小的地理半径内从事非农就业，并且长期外出从事技术工的经历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回流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虽然回流劳动力更倾向非农就业，但回流劳动力规模的扩大，使得兼业和纯务农的比例增加，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呈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社会网络也是影响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地转出的重要因素，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非农就业的政策合力上存在部分抵消，对农地转出产生了抑制作用。文章为农地流转进程缓慢提供了新的解释，推进农地流转需要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新变化，同时兼顾各层级政策目标的衔接性。     

新业态下青年灵活就业质量研究

为了准确衡量新业态下青年灵活就业质量，采用扎根理论和层次分析法，围绕薪酬福利、工作特征、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工作感受5个维度构建一套评价新灵活就业质量的标准体系。采用该评价体系对206份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新灵活从业青年就业质量的综合评分为62.3分，其中社会保障54.7分，薪酬水平61.3分，工作特征70.0分，职业发展68.4分，工作感受68.1分。反映出新灵活就业青年存在社会保障严重缺失、薪资收入并不理想、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工作幸福程度不高等问题。据此，提出提升青年新灵活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集体化末期农户劳动力投入的性别差异——一个村庄(北台子)的研究

文章以河北省北台子生产队账本资料为研究对象,认为集体化末期女性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时间低于男性,女性的大队工参与程度远不如男性。女性的劳动时间除了冬闲的几个月外比较平均,男性劳动的季节性则比较明显。工分制的实施使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同时女性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农活分配的偏见与工分制本身的缺陷导致妇女在追求工分数量的同时缺乏提高农活质量的动机进而导致集体效率下降。     

高房价是否抑制了女性创业

基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考察了高房价与女性创业的关系。结果表明，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女性创业，相比于机会型创业，高房价对生存型创业的负向影响更大，该抑制作用对拥有0-6岁子女、本地有房、四五线城市、西部地区的女性尤为明显。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高房价通过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促进女性创业，但通过替代效应和房奴效应抑制女性创业。研究还发现，政府提供学龄前儿童照管公共服务和保障性住房能有效缓解这种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