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正夫与傅农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

1983年9月,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在厦门大学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进行一个月的合作研究,以<明清时代地主土地所有及农民有关土地诸权利的特点>为题,在各自阅读对方所写的有关论著及历史资科的基础上,围绕"地主土地所有的特点"、"农民有关土地的诸权利"、"土地所有和地方社会"三个主题,举行了6次研究会,报告研究心得并展开讨论.会后,由研究生郑振满、郑志章根据录音,将讨论发言部分整理成这份纪录.从纪录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日史学界交流活跃的一个场景,感受学术对话与互动的潮流和气氛.时间虽过去了二十六年,有关研究已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但当年论学的视野和问题意识,思想激荡产生的智慧之光,仍具有学术史的价值.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庆贺杨国桢先生治史五十年,特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学术活动简讯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六至十九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魏安国访问了厦门大学，与傅衣凌、杨国桢就明清土地制度，特别是华南的“一田两主”问题， 交换了意见。     

战国两汉地主占田的最低限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农户要构成地主,必须:(一)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二)利用占有的土地作手段去剥削农民,主要靠收取地租来生活。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毛泽东同志这里谈到的构成地主的条件,对于整个封建社会都是适用的。 但不是随便占有多少土地,都可以成为地主的。地主占有土地有一个最低的限额:用这些土地作手段,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产品加上一部分必要产品,足以维持地主本人及其家庭中等以上水平的生活。 战国两汉时期,一个农户最低限度要占有多少土地才能成为地主?本文现就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史记》和《战国策》都谈到,苏秦从一个贫穷的策士爬上兼相六国的宰相宝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三权分置

<正>一、 从传统集体化体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启了一个古老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转型，确立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奋斗目标，^（1）中国农民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大试验（杜润生，1998）。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转变，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于1956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两个农民是如何界定产权的

改革开放已然30年了，农村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大的可能莫过于一个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权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情况下，把土地的使用权界定（承包）给了农户。土地使用权界定给了农民是一件大事，但界定清楚了，不一定就没有纠纷了。因为，农村中相邻部位的公共产权——我称之为“邻产权”太多。大量的农村争吵都与这种“邻产权”事件有关，而农民界定产权的办法也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本刊主编杨国桢赴日本研究和交流

1985年4月10日至7月9日,根据教育部与日本学术振兴会交流协议的安排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招聘,本刊主编、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国桢赴日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学术交流。他先后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参加了“明清时代的国家与社会”、“17世纪以降东亚细亚公私文书的总合的研究”的共同研究活动,讲演《明清契约学引论》,并到大阪大学文学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仙台东北大学文学部进行学术访问,应邀作了学术报告。访日期间,杨国桢与日本近畿、关西、关东和东北地区的明清史学者举行多次学术座谈,还与日本史、朝鲜史学者作了中国土地契约文书与日本、朝鲜土地契约文书比较研究的讨论,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清代江苏土地契约文书,撰写了学术论文。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与存在的源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地矛盾比较突出;中国也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和争夺,贯穿中国整个历史。所以,有人总结出,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土地问题。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又十分突出,其关键还是土地问题。其实,我国的每一部宪法都对土地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及时修订完善。一、“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阶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     

战后初期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变动及原因——着重于文献档案的解读

战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经历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频繁变动。战后开始至1946年3月是坚持既往的减租减息政策;1946年3月下旬开始同意在减租减息基础上加上反奸清算斗争;1946年5月初发出支持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五四指示";1946年7月下旬后又提出更重视农村统一战线的公债购地政策主张并着手试点;1947年3月延安被占领后又全面转向剥夺地主土地的激进土改政策,最后又于当年年底通过"纠偏"回调政策,甚至于次年初下令停止了新区的土改。这里面每一步政策变动,都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估计判断、其自身政治理念、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关,和他们对争取中间派与争取根据地农民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政治考量有关,同时更是和地方党及其基层组织的态度、做法所带来的影响有关。     

从维权抗争到以权抗争：农民上访行为的逻辑变迁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安全保障,在失去土地后,农民不但失去了心中的“神”,生活安全也受到威胁。资本下乡能够促进农业现代化,但未必能够实现农村与农民收入的现代化。“以权抗争”的出现,表明农民的对土地权利有着清晰的认识,以及土地对他们的重要性。在这起上访事件中,农民不但借助新的博弈方式,也形成新的聚合因素,那就是土地权利。城乡分化加剧,城市化的步伐也在加快,资本下乡能否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还是个未知数。但现行土地制度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也却是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     

现阶段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对策探讨

2007年《物权法》的颁行，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为了将《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规定从“纸面上的法律”变为“现实中的法律”，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压抑与抗争:一个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十分现实的农村土地发展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作者分析指出,土地发展权是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权,是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本文认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发展权从法律和事实上是受到压抑的,从而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损失,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就会对此作出反应,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最后作者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发展权的压抑与农民的抗争作了结论性的评价,并就制定有关政策提出了建议.     

略论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农与富农问题

近年来,党史学界就有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革命路线中对贫农、地主等问题作了较多论述,但对于中农与富农问题涉及尚少,且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谈粗浅的看法。 关于中农问题。 中共“六大”比较明确论及中农问题,指出:“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造建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到中农止。”因而,“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尤不可强施‘平分土地’”,否则,“必将触犯广大的中农的利益”。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五种流转形式的思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中指出：“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

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土地调整破坏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从而削弱了农民的长期投资激励。本文将农户的长期投资划分为两类,“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长期投资”以及“与特定地块相连的长期投资”,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调整对农户的这两类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减人减地”使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增人增地”对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没有什么影响;“减人减地”和“增人增地”对农户的农家肥使用量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减人减地”导致的以及大调整所可能导致的第一类长期投资的减少完全归咎于土地调整所导致的低效率。     

农地制度:“公权”与“私权”博弈的现状、问题及改革建议

在农地集体所有制度与土地承包政策框架下,由于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在不同经济主体间的模糊配置与分割,限制了土地效益的充分实现。因此,合理确定国家、农村集体及农民土地权利分配的边界,才能保障农民在农地分配中获得公正的待遇。     

论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第三次变革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土地不仅是“水不枯竭的财富源泉”,土地的权属和使用管理制度还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特权的重要标志。马克思说,在封建时代,一切军事、政治、司法的权力,都不过是“土地所有叔的属性”。①在分析亚细亚国家的历史时,马克思又说,“在这里,国家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②我国两千二百年以前的孟子也曾说     

路径依赖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与演进

人地比例、耕作技术、土地产权制度之间的互动循环导致了中国历史时期土地产权制度演进中路径依赖的形成。中国目前人口与资源（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历史时期土地产权制度演进的结果，这一约束条件决定了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只能是朝着更加周密细致地保证农民土地长期使用权与收益权的方向演进。从公社一级到三级所有、大队为基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直至承包期限由短期变为长期，由15年变为30年。这一步步的演进都是朝着保证农民土地长期使用权与收益权的方向回归，显现出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作用。由于历史时期土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的方向应该是土地国家终级所有的前提下，强化农民现有土地长期使用权，并通过法律手段保证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的权利和义务研究

当前承包土地的权利正在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农民的承包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农民的承包权利却极度膨胀。我们在看到土地承包权利被侵蚀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承包权利在少部分农民中膨胀的现象。如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权利和义务是目前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首先分析了承包土地权利膨胀的表现、再阐述了土地承包权利膨胀的危害和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土地权利和义务的政策措施。     

理解农民并用理性批判态度去认识农民──评秦晖、苏文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理解农民并用理性批判态度去认识农民──评秦晖、苏文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东有秦晖先生致力于‘’农民学”的研究是界早已关注的重要学术信息，关注的原因不仅因为“农民学”在今天的中国史学学术领域的开拓意义，更因为“农民学”对于...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劳动对象和经营基础，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是农民权益保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集体用地被国家征用，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