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显著降低受倡议支持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且影响程度与企业财务柔性有关,该结论在采用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拓展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矫正过度投资和缓解经理人代理矛盾,构成内部治理薄弱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正式制度是被现有文献忽略的研究融资约束、财务柔性及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重要变量,以此拓展和丰富了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研究.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机遇,华人移民网络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的重要助力.文章基于全球华人移民的分布数据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检验了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华人移民网络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影响路径检验发现,信息共享效应和制度距离缓解效应是华人移民网络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机制.     

"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

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为两组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效率,相对于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未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和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组研究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和投资效率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检验结果表明,非"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有一部分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实现,而"一带一路"企业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二者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度建设研究——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与借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动配置的必经之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促进其资本形成、技术水平提升等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沿线涉及诸多国家,环境相对复杂,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巨大,投资环境大不相同,地区安全风险频发等,这些国家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候面临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质上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欠缺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紧密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吸引FDI的成就与渐进式改革密切相关。中国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借鉴,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真正的市场化主体,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互助等。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绩效——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当前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面临深刻调整背景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蕴涵.基于2012-2018年23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对"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我国企业经营绩效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升企业绩效,提升效应在倡议实施后呈逐年上升趋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对改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绩效均有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非新兴优势产业企业绩效,对新兴优势产业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政府应根据企业类型特征实施精准政策,一方面,鼓励我国新兴优势产业企业发挥潜能,提升新兴优势产业企业绩效;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打造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儒家传统文化与公司违规行为*——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按照“文化-行为”的逻辑，探讨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儒家传统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4年沪深两市的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与正式制度（法律）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并且在儒家传统文化与正式制度（法律）两者交互叠加作用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更低。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基于来源国合法性溢出视角

从来源国合法性溢出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投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等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与非基础设施行业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行业企业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来源国合法性进而正向影响中国企业投资绩效。研究结论对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实现互利共赢有重要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

本文采用目前可获得数据中较详实和准确的2005—2016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运用事件评估的有效识别方法——双重差分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进行全方位的评析。主要结论是: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数增长幅度达32%左右,且一系列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促进效应显著存在。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积极促进效应通过"五通"实现,即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再次,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且对高政治风险经济体的投资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投资动态来看,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约边际的扩张,即主要带动已有投资基础或投资项目经济体的投资增长。此外,基于三重差分估计的结果看,在行业上,该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在投资来源上,该倡议尚未对"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产生显著的投资促进效应。     

"一带一路"中的宗教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如火如荼,但投资过程中不能忽略东道国的宗教所产生的影响.文章将宗教风险纳入到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分析中,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沿线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到宗教的显著影响,宗教整体差异小的国家之间投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合理地利用宗教可以使其成为促进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良好纽带,但是"法律化"的宗教会对投资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对东道国的宗教和法律有深入的认识,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文章拓展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而且对于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开展和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制度因素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关系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

利用2009—2016年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OFDI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因素指标,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检验方法和2SLS方法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制度因素与我国在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存在促进效应;(2)经济制度因素对我国向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存在抑制效应,政治制度因素对其存在促进效应,而法律制度因素对其没有影响;(3)"一带一路"倡议对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因素与我国向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均存在调节效应,且均为干扰作用。最后,就如何根据"一带一路"倡议调节效应合理选择我国在沿线国家OFDI区位提出政策建议。     

制度差异对集团企业母子公司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

当前，制度理论在管理研究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现有文献更多地考察了外部制度环境对母子公司知识转移的影响，而对于内部制度环境关注不够，尤其是关于母子公司制度差异视角的探讨还存在不足。鉴于此，落脚于集团企业母公司向子公司进行的知识转移，依据二分法制度理论，在将制度分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纳入时间维度，就所构建的因果关系模型和系统流图，运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了仿真分析，进而分别调整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差异，考察制度差异对母子公司知识转移的影响，并同时调整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差异，明晰制度差异影响母子公司知识转移的综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差异阻碍了母子公司的知识转移，且二者的影响存在综合效应。研究结果有利于指导集团企业母公司向子公司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促进子公司创新能力提升。     

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资本要求、“多而不倒” 救助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银行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风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存在“多而不倒”救助时资本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以11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多而不倒”救助是监管者的最优选择，然而当存在这种“事后”最优政策时，资本要求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影响银行“事前”投资决策的方式扩大银行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隐患。这一效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的资本监管改革应注意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协调。     

制度距离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研究

本文研究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的影响,以及异质国际经验对制度距离影响的调节作用。通过1992—2012年我国505个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样本,实证检验了本文的假设,结果表明：第一,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能显著提升跨国并购交易的成功率。第二,一般国际经验对正式制度距离和交易成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第三,跨国并购经验对正式、非正式制度距离和交易成败存在显著负向、正向影响关系。研究认为：第一,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大,收购方获取异质性的技术、资产等也越多,从而越可能达成交易。第二,一般国际经验能缓解正式制度距离产生的交易成本,并发挥正式制度差异的优势。第三,跨国并购经验不利于收购方应对正式制度差异的挑战,但有利于收购方处理非正式制度差异的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OFDI:中国特色促进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快"走出去"步伐,对于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扮演好应有角色和发挥好应有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除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因素外,"一带一路"倡议应有其自身的特殊作用机制.从"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互联互通这一根本事实特征出发,在理论阐释"五通"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构建和有效测度"五通"指标,并选取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据此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逻辑一致性检验.结果 表明:从整体层面看,"五通"确实是"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作用机制;从不同层面的互联互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看,目前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上述作用机制在不同类型的分样本中有显著的异质性.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特色对外投资促进机制,而且对于更好地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具有重要政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