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资本、向客户学习对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广州、北京、天津、台湾4个地区140家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分层回归模型,从向客户学习的角度,对智力资本影响产品创新及工艺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向客户学习在智力资本影响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当企业规模不同时,向客户学习在智力资本影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企业规模较大时,向客户学习在智力资本影响产品创新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规模较小时则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但是向客户学习在智力资本影响工艺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不同企业规模下并没有显著差异,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     

智力资本组态效应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市场竞争和绿色产品需求情境下，运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智力资本要素影响生态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和条件路径。通过对188家制造企业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会根据外部情境选择不同的高生态创新实现路径。其中，人力资本是企业无形资产中最具核心价值的资产，是企业实施生态创新的必要条件；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在创新过程中发挥权变作用；市场竞争和绿色产品需求是企业实施生态创新的外部推力。智力资本（某些）要素缺失或错配是导致低生态创新产生的内在原因，而绿色产品需求弱、市场竞争不激烈是导致低生态创新的外部原因。上述研究结论可为企业生态创新实践提供直接理论依据，对指导我国企业实施生态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不同技术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在绿色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基于2011-2017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增长作为中国工业增长的衡量标准，借助EBM模型构建“工业绿色增长指数”以测算分行业绿色增长水平，进而运用GMM两步迭代法检验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过程中，不同创新形式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均有激励作用，但对工艺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但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两种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略大。这表明，产品创新是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实现工业绿色增长的最佳战略选择。研究结论不仅解锁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中间过程机制，同时也对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选择创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     

可追溯实践、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制造企业为例

创新是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企业可追溯实践能否及如何改善创新绩效受到实业界和学界高度关注。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提出可追溯实践和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79家中国本土制造企业进行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制造企业可追溯实践对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可追溯实践在促进创新绩效改善过程中受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其中,动态能力在可追溯实践对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可追溯实践对产品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全面认识可追溯实践价值,以及动态能力在推动可追溯实践以促进创新绩效改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理论指导和管理启示。     

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通过知识分享在员工创新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以信任和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以创新动机为调节变量,构建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对成都高新区软件园5家电子信息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443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22.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均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信任在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分别在结构维度、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共享分别在结构维度、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创新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主效应显著,但对知识共享、信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专业实践社区的创新机理——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了从业者对专业实践社区的参与行为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实践社区的社会资本对从业者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智力资本和心理安全在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结构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资本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隐性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

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和知识创造理论，以243名企业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和Bootstrap抽样检验法，探讨了员工心理资本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了隐性知识获取在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隐性知识获取部分中介了心理资本和突破性创新绩效两者的关系，其中，技能型隐性知识获取部分中介了心理资本和突破性创新绩效间的影响关系，而认知型隐性知识获取未产生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知识管理研究提供启示，并且为企业进行心理资本开发和实现突破性创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智力资本对顾客参与新服务开发的影响机制

在界定智力资本维度的基础上,构建了智力资本影响顾客参与新服务开发的概念模型。以顾客创新现象越来越普遍的保险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智力资本、组织学习与顾客参与新服务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智力资本的3个构成维度——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对组织学习和顾客参与新服务开发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组织学习对顾客参与新服务开发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组织学习在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顾客参与新服务开发之间具有显著的完全(部分)中介效应,而在结构资本与顾客参与新服务开发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最后,总结了服务企业通过智力资本促进顾客参与新服务开发的管理启示。     

网络嵌入性、粘滞知识转移与企业合作创新

以企业合作创新为研究对象,引入粘滞知识转移作为中介变量,分别从关系嵌入、结构嵌入的网络嵌入性维度,构建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的概念模型。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能很好地推动合作创新所需要的粘滞知识转移,从而成功实现企业合作创新。粘滞知识转移在关系嵌入对合作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而粘滞知识转移在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三维社会资本对低成本创新的作用——考虑共享心智模式的中介作用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创新的现实,利用调研数据研究了企业的三维(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社会资本对低成本创新的作用以及共享心智模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的社会资本对低成本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共享心智模式在关系维、认知维的社会资本与低成本创新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共享心智模式在结构维社会资本与低成本创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中小企业沉淀冗余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跨界搜索和环境特征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尽管相关文献就组织冗余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阐释,但尚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使得这一作用过程仍然处于"黑箱"状态。有研究认为,大企业组织冗余的作用和中小企业的会有所区别。基于中小企业特征,本文首先分析不同跨界搜索在沉淀冗余和中小企业产品创新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其次,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调查对象,对这一传导机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证实,沉淀冗余有利于中小企业产品创新,跨界搜索在这一过程起到中介作用,但对市场知识的跨界搜索并非有利于创新;环境动荡、跨界搜索的影响被增强;竞争激烈时,跨地域搜索和跨认知搜索对创新的作用分别被负向和正向调节;环境异质性高,市场知识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减弱。     

智力资本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从知识视角出发,通过文献研究提出相关理论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智力资本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智力资本的3个关键因素对企业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而智力资本的不同维度对突破性创新具有不同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本3个因素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其中关系资本对突破性创新影响最大。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有效实施智力资本积累,进而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战略提供决策和借鉴。     

高校社会资本、协同行为和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高校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对于高校协同创新活动以及协同创新绩效的重要作用已引起广泛关注,但对于高校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的机理仍缺乏深入探索。基于此,从结构、关系、认知3个维度入手,考察了高校社会资本借由高校与其它主体协同行为路径作用于高校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式,以及协同行为在此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高校社会资本对协同创新绩效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高校协同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高校社会资本越丰富,越能促进与其它主体间的协同行为,进而提高高校的协同创新绩效。     

“内外兼修”的质量管理能力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来自开放式创新视角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以互补性知识资源作为中介变量,基于开放式创新视角构建“内外兼修”的质量管理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外部质量管理能力与内部质量管理能力均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互补性知识资源在质量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内向开放式创新负向调节外部质量管理能力与互补性知识资源的关系,且存在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而外向开放式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论可为不同类型质量管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开放式创新情境下本土企业战略选择与质量管理实践提供支持。     

绿色创新、双元性学习与企业收益的关系——基于资源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根据创新内容将绿色创新分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管理创新,将企业收益分为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创新与企业收益(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的关系,并分析了双元性学习在企业绿色创新与收益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企业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增加均有促进作用,其中管理创新对短期收益的影响最大,产品创新对长期收益的影响最大;开发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两种学习形式的互补效果显著,双元性学习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获取之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研究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特质—行为—绩效关系模型。选取227位CEO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CEO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预防型焦点具有负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在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企业资源观与能力观,构建以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利用264份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嵌入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分别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共同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该研究拓展了网络嵌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外部网络资源与内部动态能力在实现企业绿色创新中的重要性。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大数据能力对农业科技企业创新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目前学者们较为关注大数据能力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但大多笼统探究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深入探究其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的研究尚未完善,立足于农业科技企业的研究更是缺乏。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深入探究大数据能力对农业科技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双元组织学习为中介变量,以市场导向为调节变量,建立可调节的中介模型。基于181家农业科技企业样本,结果表明：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大数据能力和企业创新间均具有正向中介作用;市场导向增强了利用式学习在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对探索式学习在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未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