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波动下企业外币资产风险管理研究——以中兴通讯为例

本文以中兴通讯为例,采用案例研究对企业外币资产的汇率风险管理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兴通讯的境外销售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整体比重依然在50％以上,同时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外币净资产,表明中兴通讯具有较高的经营风险与外币折算风险.由于中兴通讯没有很好地利用经营对冲、金融对冲以及外币债务来有效管理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使得近年来产生了较大汇兑损失.研究结论表明,在面临汇率波动风险时,企业应合理利用对冲工具及外币债务来管理企业汇率风险,以减少可能产生的汇兑损失.     

欧美日企业关于汇率风险的运作性对冲：理论、实践及启示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攀升屡创新高,存在着长期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升值将我国出口依赖度高的企业推进了汇率风险不断加大的环境,使其面临巨大的挑战,对企业竞争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仅使用金融性对冲已不能应对这种挑战。因此,本文借鉴了欧美日应用运作性策略对冲汇率风险的研究成果及成功的实践经验,系统地阐述了运作性对冲的概念,并综合论述了如何运用运作性策略对冲汇率风险。     

欧美日企业关于汇率风险的运作性对冲:理论、实践及启示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攀升屡创新高,存在着长期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升值将我国出口依赖度高的企业推进了汇率风险不断加大的环境,使其面临巨大的挑战,对企业竞争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仅使用金融性对冲已不能应对这种挑战.因此,本文借鉴了欧美日应用运作性策略对冲汇率风险的研究成果及成功的实践经验,系统地阐述了运作性对冲的概念,并综合论述了如何运用运作性策略对冲汇率风险.     

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的企业价值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外汇衍生品是企业对冲汇率风险的有效工具.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共计3 105组数据为样本,通过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运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的企业价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冲汇率风险能够给企业价值带来平均约19％的溢价规模,进一步的研究则显示这种溢价效应与汇率风险暴露程度正相关.据此,应该坚持外汇衍生品服务于实体经济、完善外汇衍生品的合约品种、加强企业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提升外汇衍生品市场透明度.     

我国跨国公司汇率风险的运营性对冲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回顾30多年来跨国公司管理汇率风险的运营性对冲战略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用数个指标将这些战略量化，构建了这些指标对汇率风险的影响的模型，并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94个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运营性对冲的绩效。最后，对于我国跨国公司的运营性对冲战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对冲、经营对冲和公司价值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由前期的单边升值逐步向双向波动转变,这对我国不少跨国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企业开始尝试使用贸易融资和金融衍生品来对冲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除以外币债务和外汇远期为主的金融对冲外,经营对冲也是外汇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但外汇风险对冲能否增加公司价值?二者在提升公司价值中的关系如何以及对冲如何带来价值溢价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研究发现,尽管跨国公司同时使用金融对冲和经营对冲,但经营对冲的价值效果更为突出.中国跨国公司将来可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下进一步扩大跨国经营的范围和程度.     

我国跨国公司汇率风险的运营性对冲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回顾30多年来跨国公司管理汇率风险的运营性对冲战略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用数个指标将这些战略量化,构建了这些指标对汇率风险的影响的模型,并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94个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运营性对冲的绩效.最后,对于我国跨国公司的运营性对冲战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将地方官员动机、企业环保决策与高管工作经历置于同一研究场景,采用倍差法检验了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官员动机变化对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标准实施前,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显著低于其他企业。而新标准实施后,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程度则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在财政环保支出较低和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高管的"先天"公职经历企业样本中,官员动机增强对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效果更强。此外,政府给予此类企业环保补助可能是激励其投资减排的重要经济手段。本文以宏观政策实施来外生化地方官员环境治理动机的变化,有利于因果识别官员动机、高管工作经历与企业环保决策间的逻辑关系。其政策意义在于,中国环境治理的症结是地方官员动机的缺失,当中央环境规制能有效激发官员环保意愿时,高管的公职经历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     

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团队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稳定性对于企业防范重大风险、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高管团队稳定性的提高能够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降低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进一步地,稳定的高管团队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并购整合能力和并购绩效,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本文对于上市公司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企业的盲目并购和损毁性并购行为,提高并购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基于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聘用有学术经历的人担任高管是企业在市场中寻求技术创新资源、获取与维持创新优势的重要手段。以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当高管位居关键职位时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反而出现下降;随着学术高管占比的提升,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同样呈下降趋势;学术高管对创新投入的提升效应大于创新产出,创新绩效有待提高。以上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吸引学术高管参与企业管理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学者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正向作用受到抑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相关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和高层梯队理论,为企业高管聘用决策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我国合理制定政策、引导科研人员投身“双创”活动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撑。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高管团队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部分上市公司高管治理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了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和知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层管理团队的总人数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过多的高管团队人数容易引致企业内部管理冲突,不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而团队中工科背景的高管能够为团队决策提供更专业的意见,女性高管在决策中考虑问题比男性更加细致,履历丰富的高管能提出更多的决策方案并对风险有较高的防范意识,因而这三者在高管团队中的比重与企业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平均年龄及学历水平高低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我们要避免片面追求高管团队年轻化、高学历化的误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建设和完善高管团队,提升组织绩效提供了参考。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高管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产权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视角

现有文献对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腐败,鲜有针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投资效率作为切入点,考察企业高管腐败对其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高管政治背景下,高管腐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以期拓展和深化对企业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即高管腐败降低了投资效率;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当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时,其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随着VUAC时代的到来，创新的驱动作用愈发凸显。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调节定向理论，以上海和深圳两市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企业生命周期负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生命周期越长，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小；制度环境正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显著；风险承担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间起着中介作用，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高、风险承担强时，企业创新产出会相应增加。     

全面风险管理:必然的选择

始于运用VaR方法度量金融市场风险的金融风险管理革命,目前已扩展至对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一个理想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应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去识别、度量和管理风险。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优势在于:它有助于通过对冲风险以达到降低收益波动性的目的,从而增加企业价值;它有助于降低对冲的成本,因为它实际上是对净风险的对冲,而不是在单独的风险管理方法下的逐个对冲,这就使得风险的对冲成本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