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及TFP变动研究

利用1997—2007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研发投入数据以及1999—2009年研发产出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了我国29个省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表明:11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年均技术效率只有0.4;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省份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当;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二阶段效率评价及策略研究

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研究并设计了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从科技投入到经济产出的二阶段模型,以专利技术、学术论文等作为中间产品,分别对我国各省级区域从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到科技成果的产出效率,再到形成创新效益的转化效率进行了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按照产出效率和转化效率的有效性设置两个维度,并据此对我国各省级区域按科技创新效率划分为4个不同的类别。最后在分析各类地区形成特征及原因的基础上,为各类地区制定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评价及要素投入差异性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及竞争优势提升依赖于其技术创新能力。以高技术制造业下属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高技术制造业每个行业动态效率变化值,并结合熵值法确定投入指标权重,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深入研究各创新投入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度。结果表明：①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在2014-201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但整体上创新效率发展态势较好;②技术进步效率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③相同投入要素在不同行业中的贡献度差异较大,主要归因于指标投入强度及技术创新能力差异。     

金融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海西样本

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文章测度了2004—2010年海西18个市金融发展支持技术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M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研究发现:海西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但是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要大于技术效率改善做出的贡献,技术创新仍需要回归到技术进步的本质;科技创新的技术效率变化呈现"周期性"特征。同时,海西各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各地区技术效率程度的不一致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1998-2003城市生产效率:基于包络技术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包络技术估算我国1998-2003年216个城市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和规模报酬状态,对扩张时期城市生产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改善,表明城市总体在良性轨迹上发展;二是我国部分大城市缺乏规模效率,投入-产出比例失衡;部分中小城市技术效率不足,要素使用效率低下.因此合理化要素配置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就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和1997—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不同区域知识资本的创新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国内外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减弱。结果还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知识资本的创新产出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建议应根据区域和企业技术水平差异,实施差别化的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以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     

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规模与效率双重视角的研究

推动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针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较难衡量且缺乏考虑企业创新效率的问题，从规模视角入手，基于创新价值链分析，通过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研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同时，结合BCC-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角度系统探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结果表明，上海企业在研发投入端的创新主体地位相对突出，但呈不断弱化趋势，尤其是R&D经费增长显著落后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产出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不明显，且同样存在比重下滑迹象。外资企业年度创新效率表现最优，内资企业处于明显劣势，但得益于技术效率增长，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年均微幅增长，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递减态势。最后提出加强科技资源配置、挖掘科技产出、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等建议。     

金融科技与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基于三阶段SBM-DEA模型

本文运用基于非径向和非角度以及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BM-DEA模型三阶段对我国28家上市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依据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属性进行异质性分析。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科技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上市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主要的作用路径是通过促进商业银行产品与服务上的创新。（2）相较于城市商业银行,这种促进作用对国有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表现更大,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3）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多表现在技术进步方面。     

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低下成因探索

利用索洛残差法测算了中国和福建1996—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发现福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很多年份里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至今福建的全要素生产率更是稳步下降。福建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成因主要有:(1)科技投入总量和相对量长期偏低导致技术进步缓慢;(2)R&D投入的转化率只有6.4%,致使生产效率难以改善;(3)企业规模偏小无法获得规模效应,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福建急需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打造多层次多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     

区域医疗供给效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2～2005年省级行政单位为样本，对我国区域医疗供给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在考察期内，我国区域医疗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三大地带中西部省份医疗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更快。因此本文认为从效率角度来看，现有医疗体制中存在的激励安排能够促进产出效率提高，为以后改革提供了经验。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需重点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研究2011—2020年相关数据，运用投入导向的超效率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值从0.820上升至0.909，整体略有提高，但各城市的城市创新效率差异显著，空间分布呈现“东西均衡”“北高南低”的格局；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053，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1.043、1.009、1.009，技术进步指数是促进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从影响因素看，教育经费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研究提出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加强资源与信息共享、因地制宜规划发展模式等措施与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将科技资源配置分为科技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超效率CCR模型对京津冀科技资源研发阶段与转化阶段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京冀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明显低于科技研发效率;京津冀三地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存在严重分化现象;产业结构和经济开放程度分别对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应根据京津冀城市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融合发展。同时,应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区域总体创新水平提升。     

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00

利用索洛模型法估算出我国1978-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因作简要分析,以考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技术进步效率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为32。96%,仅次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投入贡献率高。另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适中,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演化与影子价格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在科技活动方面的投入大量增加,如何评价其产出效率并发现约束科技活动效率提高的瓶颈因素,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运用Malmquist-DEA指数法对2009-2012年内地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影子价格法对约束创新效率提升的瓶颈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FDI在我国存在知识溢出正效应,当增加FDI投入指标时,创新效率值得到帕累托改善;②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梯度特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率高,中部地区效率低;③金融危机后,24个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技术进步实现的,而内部资源配置与科技管理水平基本不变;④制约企业科技创新效率提高的瓶颈要素是R&D投入,科研机构与高校的R&D投入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基于SBM模型的科技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份2009—2017年相关数据测算了各省份(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结果表明:整体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变化。东部省份(地区)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西部省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较大,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变化。进一步通过Tobit回归显示政府支持、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对策建议。     

贸易品技术溢出与基础科学研究替代—互补效应研究

随着中国技术能力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以基础科学研究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日益迫切。科技自立自强不等于“闭门造车”,基础研究应基于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更高的成果质量和转化效率有效驱动经济发展。因此,探讨贸易品蕴含的技术正外部性与本国基础研究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基础研究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贸易开放对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基础研究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对该正向影响具有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即贸易品技术隐含流与基础研究成果存在一定替代关系;(2)在基础研究投入增进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应用研究产出发挥关键中介效应,其中贸易开放对第一阶段起显著为负的中介—调节效应,对第二阶段没有影响。因此,未来需要深入推动科研人员绩效评价改革、借助进口贸易搭建创新示范区、构建内外一体化开放融通创新体系。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协同实现创新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TFP的信息资源产业增长模型研究

本文在回顾内生增长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提取8种影响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并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三类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信息知识程度和信息创新程度既共同直接影响,也通过内部投入要素间接影响信息资源产业产出增长;内部投入要素和外生性要素分别作用于产出增长.这不仅弥补了以前信息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不足之处,而且揭示了我国信息资源产业TFP增长的人力资本、专业化和技术溢出等内部因素以及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和产业政策等外部因素对我国信息资源产业TFP增长的影响.     

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各行业效率变化的实证研究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选取5个投入指标和4个产出指标对1995—2008年广东省高技术产业的4个细分行业进行多投入、多产出的动态效率测度。结果表明:1995—2008年期间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2.3%,这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的结果,其贡献率分别为11.1%和1.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最高,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其次是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共同推动;然后依次是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技术进步是两者的主要推动力量。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沿海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及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使用1978—2009年沿海11省市区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以及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沿海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及其构成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沿海地区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在时序演进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较明显,但属于技术诱导型增长模式,技术效率低下、粗放式经营等问题依然存在。本文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沿海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提供参考。     

政府支出、效率改进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随机系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理论上,政府支出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或)单个要素产出效率。本文采用面板数据随机系数模型对政府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规模大的地区,政府支出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会降低单个要素效率;而政府支出规模较小的地区,其政府支出可改善单个要素效率,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总体上,政府支出规模越大,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越低,说明政府干预会降低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因此,前者可适当降低政府支出规模,同时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而后者由于市场竞争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其技术进步不需要扩大政府支出的激励,政府支出应主要用于改善资本和劳动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