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通过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发展和耕地资源变化的关系.对近20年江苏省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作相关性分析和耕地资源代价水平分析,在此基础上拓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耕地而积的大量减少,但其经济发展正逐渐趋向资金密集型和节地型,土地的集约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由于其耕地利用并未达到集约节约利用的水平,耕地面积的减少幅度仍有继续增大的趋势.     

重庆市渝北区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重庆市渝北区经济快速发展,耕地总量不断减少,耕地变化和经济增长二元关系愈为突出.通过对渝北区1997-2006年的耕地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定量研究,以及耕地损耗率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渝北区耕地而积、人均耕地面积均呈不断下降趋势,初现减缓平稳期,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与城市化水平具有显著性很高的线性定量关系;在经济发展起飞或增长阶段,耕地消耗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耕地损耗率变化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总体上,渝北区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存由资源消耗型向节约集约型逐渐转变.     

比较优势理论与区域土地资源配置——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应用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区域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理论推导表明,按照区域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来配置土地资源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的总福利水平。本文以江苏省为例,研究了区域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苏南地区在建设用地的利用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苏北地区在农地利用上具有比较优势。江苏省目前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并没有完全发挥其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分配建设占用耕地指标、补充耕地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将是江苏省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的有效途径。     

江苏省人口变化对耕地保护的影响

人口变化对耕地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人口数量增加需要占用更多耕地;二是人口城镇化对耕地保护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对江苏省的人口与耕地面积两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由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耕地占用的趋势在不断地减缓,并提出人口城镇化有利于节约保护耕地,是缓解人地矛盾关系的有效途径;进而对人口城镇化有利于保护耕地进行原因分析,并对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

研究目的:探讨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方法: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却存在失衡,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达到38.37%。(2)耕地资源数量对来自经济发展的冲击响应强烈,经济发展的冲击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解释水平达到50%;经济发展对来自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响应微弱,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对经济发展的解释水平不到1.2%。(3)耕地资源数量、经济发展均显著地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因此,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要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耕地质量保护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作为主要途径。     

不同粮食分区耕地占用动态与区域差异分析

研究目的定量分析中国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1996年至2005年耕地占用状况及土地产出效率,为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量化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不同粮食分区耕地都呈减少的趋势,但各区耕地减少速度不一,粮食主产区耕地非农化速度慢于产销平衡区.产销平衡区慢于主销区;(2)经济增长与耕地占用呈极显著的相关性,不同的粮食分区经济增长对耕地占用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3)粮食主销区耕地占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单位土地面积的GDP产出效率都明显高于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研究结论根据不同粮食分区耕地占用的区域差异,在协调经济发展与占用耕地二者矛盾的过程中,应采取有所差别的地区耕地保护政策,提高非农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减缓经济发展所引致的对耕地保护的压力.     

关于我国耕地保护问题的思考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耕地保护造成了较强烈的冲击 ,为了提出更有效的耕地保护措施 ,本文首先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生态建设等新形势对耕地保护造成的压力 ,认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金短缺是制约耕地保护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 ,提出完善耕地保护政策的思路。     

城市化进程中江苏省耕地资源非农化转化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作为土地中的精华——耕地资源也在农业部门和经济建设之间面临着如何分配的矛盾。如何确保耕地资源在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间的优化配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苏省耕地数量的变动态势进行分析，并运用区域容许耕地转换量化模型（MAC）来确定江苏省可以允许转换的耕地的最优数量，借此来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的底线及调控指标．为城市化进程中区域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种依据和解决思路．     

地方政府耕地保护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研究目的: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耕地保护最优激励契约设计问题,为破解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两难困境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任务进行了分析,并对激励契约进行了设计。研究结果:现行激励机制存在诸多缺陷,迫切要求改进。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独立下地方政府激励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替代时,增强耕地保护激励必须弱化经济发展的激励,而完全替代时不同委托任务的边际收益必须相等。研究结论: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要积极推进耕地保护绩效与政绩挂钩制,建立耕地保护动态督查制度,促进政绩考核体系绿色化;完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再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根据农户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自然资本拥有量较多的农户家庭倾向于较低的耕地保护补偿需求;而拥有较多金融资本的农户家庭倾向于较高的耕地保护补偿需求;货币化补偿相比于其他补偿方式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激励更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的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耕地保护补偿的意愿越强烈。     

昆山市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边界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边界,促进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实施。研究方法:采用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法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模型,通过建立边界分析函数确定耕地资源占用的经济边界和停滞时间。研究结果:在维持目前相对稳定高速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实施强度不变的前提下,昆山市经济发展正逐渐向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方向发展,单从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发展角度来说,昆山市耕地数量将在250843.7—24637.8 hm2间达到边界值,此后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提升将不再依赖于耕地占用;达到边界值的时间大致为2011—2012年左右,且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边际耕地占用比地区生产总值的边际耕地占用更早达到边界值。研究结论:耕地面积的变化存在着类似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曲线拐点出现时刻即为达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时间,该时间点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有关,同时受到耕地保护政策实施力度的影响。     

基于岭回归的农地城市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策制度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辨识主导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利用岭回归法,应用SAS软件分析。研究结果:(1)居民收入水平与耕地消耗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城市流转有加剧趋势;(2)耕地消耗率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降低,这与中国各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有关,但同时表明现阶段中国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提高;(3)随着地均GDP的增加、征收耕地市价水平的升高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耕地消耗率有上升趋势;(4)随着耕地利用效益的增加、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提高以及总人口的增加,耕地消耗率呈下降态势,但回归不显著。研究结论:居民收入水平、土地市场化程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现阶段应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土地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引导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降低耕地消耗率。     

中国发达地区耕地保护观念的转变和机制探讨

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耕地保护问题，为突破当前耕地保护瓶颈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和统计分析法。研究结论：通过对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关系的分析，论证了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以及耕地保护观念转变的必要性；探讨了发达地区耕地保护观念转变的重点：（1）耕地保护到农地保护的拓展；（2）数量平衡到生产能力平衡的提升；（3）食物生产功能到生态服务功能的换位。讨论了发达地区耕地保护机制：农地保护的转换机制；宜耕农地异地代补机制；耕地占用以质补量机制。     

城乡结合部耕地资源演变机理及驱动力分析--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

耕地变化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其变化和流向反映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利用武汉市黄陂区的统计资料,对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黄陂区50多年来的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并用相关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黄陂区近20年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力因子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黄陂区耕地资源的变化主要是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农业结构调整及耕地比较效益的影响,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提供了参考。     

博罗县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试图探讨广东省博罗县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特点。[方法]基于2005~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耕地资源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资料选取19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软件找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借助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从而量化不同因素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影响耕地变化最大的经济因素为地方财政收入,其关联度高达0.994;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相关性很高,其关联度为0.991;地区生产总值(GDP)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相关性较高,其关联度为0.830。[结论]2005~2014年博罗县耕地数量波动相对较大总体呈现略微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呈现下降趋势,且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较密切。     

河南省耕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分析

利用DEA模型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省2013—2018年各市耕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揭示研究区域耕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河南省的耕地利用效率水平整体有效,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的差异较小;研究期内耕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高的协调关系,耕地利用效率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的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促进区域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为合理确定国家征地补偿标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基于假设法、比较研究法和文献法,通过建立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模型,测算耕地发展权价值大小,进而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结果：（1）巴彦县耕地总面积约1/5可以满足该区域的自身粮食需求,其余约4/5为耕地盈余面积,耕地发展权总价值最高为303.72亿元;（2）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限制区域耕地转为他用,国家应给予失去发展权的权利主体相应补偿;（3）对无法完成耕地“占一补一”,委托区域代为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任务的地区,应购买区域耕地发展权;（4）对确需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占用区域耕地,国家或用地单位应给予失去发展权的权利主体相应补偿。研究结论：耕地保护补偿实质是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购买耕地发展权权力的价值。在满足区域自身粮食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前提下,以耕地发展权价值为载体,应建立集粮食安全补偿、区域性差别补偿以及因建设占用耕地等补偿为一体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基于PCA STIRPAT模型的绿洲区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酒泉市为例

［目的］耕地是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绿洲耕地资源是绿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资源对绿洲区社会经济生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绿洲区典型城市酒泉市1997—2016年的耕地面积有关数据为基础，剖析影响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结果］（1）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整体呈波动式减少趋势； （2）由主成分分析表明，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地区生产总值等）、农业产值（粮食作物总产量）存在较大相关性； （3）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化率、人均GDP及公路里程； 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对酒泉市耕地面积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绿洲农业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广泛应用，人均GDP的增长是以牺牲更多宝贵的土地资源为代价的，导致绿洲农业面积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公路里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符合预期。［结论］研究认为可通过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转变绿洲区农业发展方式、增加技术投入等方面遏制绿洲区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我国耕地变化驱动力研究进展：驱动因子与驱动机理

[目的]综述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与驱动机理,为未来丰富相关研究以及针对性地制定耕地保护对策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主要应用了文献分析法、分类统计法和比较分析法。[结果](1)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主要包括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地形、气候等自然因子往往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经济状况、区位条件等社会经济因子在短期内对耕地变化的影响较大,国家政策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因子。(2)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分别通过改变土地生产潜力、影响耕地和建设用地平衡来驱动耕地数量变化,社会经济因子中的政策因子通过强化或减弱土地某项功能对耕地变化产生影响。(3)自然因子对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在快速城镇化地区、粮食主产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依次增强,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作用依次减弱,政策因子是所有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4)快速城镇化地区、粮食主产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耕地数量变化分别主要受到建设占用、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压力、自然条件限制及退耕还林驱动。[结论]探究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和驱动机理是提高耕地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当向全面分析耕地变化内涵,定量研究政策因子,衔接耕地保护对策制定等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