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融合发展业态的乡村产业潜力分析

目的 产业融合是新时期农村农业发展的载体,通过对乡村产业融合的路径探索,构建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对融合发展业态下的哈尔滨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 文章运用熵值法计算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分析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探究其系统指标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影响。结果 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程度在逐渐加深,尤其在2014—2017年,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期,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乡村产业融合逐渐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休闲农业产值、农业合作社、特色农业种植面积、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在提升哈尔滨农业整体效益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贡献率主要来自于农业多功能型拓展。结论 （1）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良好,且表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但从贡献率来看,加强农业产业链延伸是现阶段促进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2）协调城乡发展关系,降低乡村产业生产成本,使农民真正从农业产业链中获益是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的关键。（3）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农业多功能型拓展发展相对较好,但仍处于初级阶段,有较大发展潜力。（4）哈尔滨市在农业产业价值提升上应结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要求,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有效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效率。     

21世纪以来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的变化与启示

目的 研究21世纪以来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稳中有增的机制，为新时期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采用时间序列描述性统计与区域空间比较分析、因素分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果 （1）2001—2020年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经历了“两增两减”的变化，由201.03万hm²波动增长至220.28万hm²，增长9.6%；同期广东、浙江分别减少了53.48万hm²、70.40万hm²，与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差距不断扩大；（2）2001—2020年江苏省苏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26.94万hm²，苏中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基本稳定，苏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了45.11万hm²，苏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增加对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增长的贡献率达234.2%，是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的主要原因；（3）水稻生产竞争力不高和有效灌溉面积减少共同导致了苏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衰减，有效灌溉面积增长是苏中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和水稻生产竞争力提升共同促进了苏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结论 对于拥有较多后备稻田或耕地的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区域内粮食种植面积的下降，但长期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面临挑战。继续稳定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需要全省协同努力，苏南地区要稳定并适度增加水稻种植面积，苏中地区要积极探索稳定水稻种植面积的有效途径，苏北地区要着力发展稻米产业经济，探索水稻生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同时要高度重视江苏省沿海地区滨海盐土水稻生产的发展，为未来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增长开辟新空间。     

基于“产—景—村”融合的西安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 分析西安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并基于“产—景—村”融合发展背景,探析乡村空间优化。方法 文章对1 905个西安市行政村,通过坐标拾取工具获取各行政村地理坐标,并运用ArcGIS10.2,选取平均最邻近指数和核密度指数分析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区域发展数据分析并提取乡村聚落产业空间和景观空间元素,结合“产—景—村”发展模式,系统分析西安市乡村聚落发展格局并提出优化措施。结果 （1）西安市乡村聚落空间模式为集聚分布,集聚程度一般;（2）聚落平均分布密度为0.217 9个/km²,整体上呈现出“一核四带、东密西疏、北密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且趋向于经济发达区域集中分布;（3）人口空间集聚最大的特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模式。西安市经济和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城市辐射效应,尤其以西安市辖区、高陵区和长安区的村落发展具有明显的经济、人口和道路优势;（4）而“一核四带”中,又以“四带”优势明显。（5）最后基于“产—景—村”模式下提取出乡村聚落景观要素,并给出相应优化措施。结论 西安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需要以自然环境为优化大格局,通过规划设计使得产业具有景观价值,景观具有产业功能,融合工业和旅游业,打造产业景观点,最终建立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发展的乡村聚落空间,促进乡村聚落“产—景—村”融合发展。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度与空间分布格局

目的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文章通过对各地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区域比较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为地方政府有效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从融合主体、融合基础、融合路径及融合效应四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依据ArcGIS自然断点法划分农村产业融合等级并进行区域比较;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农村产业融合及其子系统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1）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均偏低,各地之间差异显著;（2）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水平、融合基础及融合路径子系统分布趋势为“东高、西平、中低”,融合主体子系统分布趋势为“中高、西平、东低”;融合效应子系统分布趋势为“东高、中平、西低”;（3）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水平及其子系统在空间上集聚特征明显,且以“低—低”集聚为主。结论 培育突出优势且各系统协调发展是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重要路径,各地应依托自身优势因地制宜规划农村产业融合提升方向。     

安徽省县域乡村“三生”功能及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分析

目的 通过探索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的交互关系和演化规律,为安徽省乡村空间功能优化、乡村发展活力提升、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建设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三生”功能测度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1997—2017年安徽省县域乡村“三生”功能的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了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 （1）研究期间,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缩小,乡村发展水平趋向均衡,其中生活功能对乡村发展起到主导作用。（2）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度整体较高,以高耦合和良性共振耦合为主,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3）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主要表现为基本协调,呈北低南高和片状分布的特征,区域间差异逐渐缩小,且空间正相关关系增强,低值聚集区由皖中向皖北地区转移。结论 目前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整体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有待提高,未来需进一步提高乡村“三生”功能以支撑乡村转型和振兴发展。     

中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比较和区域差异研究

目的 在全面解析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从时空维度测度和比较了我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及区域差异。方法 文章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4—201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乡村振兴动态发展水平,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结果 （1）我国各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但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三大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呈现东部地区较好,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落后的发展态势。（2）乡村振兴子系统发展差异较大,生态宜居子系统发展较好,产业兴旺子系统发展缓慢,治理有效子系统发展最差。（3）区域间差异是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结论 最后,提出要全面把握乡村发展差异,做好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加强区域协作,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政策启示。     

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农牧业产业发展规划实证研究——以内蒙古化德县为例

目的 在宏观政策、行业动向、发展路径和市场环境等均发生全新转变的情境下,分析农牧交错带农牧业生产的演替规律,合理规划农牧业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成为关乎农牧交错地带实施乡村振兴成败的重要环节。方法 文章以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化德县为研究对象,利用SWOT分析方法,梳理农牧业资源配比优劣,外部政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农牧产业发展提供分析思路。结果 突出绿色和健康的产业发展理念,以生态化、集约化、链条化、智慧化、品牌化和融合化为原则,打造现代种植业产业链和现代养殖业产业链,创新发展现代农牧业服务产业链,形成现代健康农牧业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结合当地资源环境基础和“三区三线”约束,打造“两轴”、“五区”和“多极”的产业空间布局结构。结论 通过对化德县农牧产业的发展规划研究,明确农牧交错地区农牧业发展应走现代产业要素集聚、产业融合与循环农牧业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采取以城关镇为中心,现代农牧业融合区为外围圈层,农牧业专业化增长极点状相间分布,产业发展要素集聚程度向外围递减的“类杜能圈”空间结构,为北方农牧交错地区县域农牧产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村一策，确定乡村“三生”功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工作重点

目的 研究乡村“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对其实现区域的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基于乡村的微观尺度,集成实地调研、土地利用和遥感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TOPSIS模型和椭圆标准差等方法对“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量化评价及其关联研究。结果 （1）门头沟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水平不等,各功能空间分异明显;“三生”功能整体水平较低,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区聚集,低值区在清水镇和斋堂镇的乡村集中,“三生”功能与生活功能空间重合度高;（2）门头沟区人居环境质量总体偏低,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的态势,具有显著的“点轴模式”特征,空间分布格局相对集聚;（3）门头沟区“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一致,二者空间关联度高,部分地区因生产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有所偏差。结论 未来需基于“一村一策”的发展思路,确定不同乡村“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工作重点,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受区域条件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发展滞后。新时期，亟待厘清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以黄土丘陵沟壑区5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县域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状况，结合相关分析探析“城”和“乡”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 （1）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城进村衰”问题加重。乡村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虽略有发展，但环境系统有一定程度衰退，而城镇化水平在各方面均取得较大发展。（2）区域城乡互动关系已趋稳定，城乡耦合模式以“中—中—高”、“中—低—高”为主。城乡发展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以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为主。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缩小。（3）城镇化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起主导作用，而乡村的作用较弱。结论 乡村发展滞后是制约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加强乡村环境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基于TOPSIS的吉林省典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

目的 通基于典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 分析吉林省当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阶段, 为吉林省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建议。方法 文章采用AHP-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在此基础上采用TOPSIS综合评价法得出2018年吉林省金达莱村、红旗村、珍珠村、孟家村、库里村5个典型村落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结果 （1）吉林省典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孟家村和红旗村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各方面发展均衡;金达莱村乡村旅游发展处于中等水平, 社会文化效益方面略显薄弱;珍珠村和库里村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珍珠村各子系统评价存在较大差异, 库里村的子系统评价和综合评价均处于较低水平。（2）整体而言, 吉林省乡村旅游发展处于中下水平, 尚不具备显著优势。从典型村落代表地区看来, 吉林省东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较好, 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相对滞后。结论 吉林省乡村旅游整体发展处于中低水平, 各地区存在区域差异, 应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塑造龙头企业和品牌产品, 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三产融合, 从而实现吉林省乡村旅游全面协调发展。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分异性与集聚性基于山东省2010—2019年数据分析

目的 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以利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法 文章构建包含农业物质装备、科技信息、产业建设、经营管理建设、绿色发展、产出效益和农村现代化七方面的指标体系,运用TOPSIS-ESDA方法,基于2010—2019年山东省数据,研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结果 （1）时间维度上,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数高值地区波动性较大,低值地区则陷入“低水平陷阱”;（2）空间层面上,呈现从高值向低值地区梯次转移,低值地区长期处于锁定状态;（3）时空角度上,整体呈现显著的同类集聚,但高值和低值接壤区域存在“空心”和“极化”现象。结论 可以在高值地区发展资金和技术集约化、信息化、知识化农业;低值地区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因地制宜原则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同时,增强区域间交流合作,积极培育低值集聚区域增长极。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与对策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乡村改革不断深化，乡村资源要素相互渗透融合，乡村发展活力不断激发，中国的乡村融合发展亟待科学指导。方法 文章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相关研究领域阶段性前沿，探讨了“产—景—村”融合发展内涵，解析了“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现状特征及发展对策。结果 指出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下聚落景观和生产景观交叉融合，催生了复合型乡村景观的大量涌现，乡村土地分区利用呈现多元化，“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的推广加速了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同时乡村空间分割、发展失衡和人地矛盾等问题也得到有效修复缓解。结论 考虑到乡村振兴背景下“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基于空间、产业、景观营造、内生动力等层面构建“产—景—村”融合发展理论模型，从乡村发展规律、价值功能、区域互动、生态安全、机制保障等角度提出对策措施，为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规划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从根本上激活乡村发展内部的动力，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目的 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为促进城乡融合、识别城乡发展战略的薄弱点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菏泽、聊城等地为城乡发展的“低洼地带”；在样本期间内，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轻微下降，城乡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之间具有较好的融合发展态势；菏泽、聊城等边缘地市存在明显的“低耦合度—低协调度”特征，城乡发展关系需进一步优化。结论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结合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     

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研究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明晰畜牧业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促进畜牧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方法 文章基于2000—2020年京津冀13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EBM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畜牧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 （1）2000—2020年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均值由0.45增长至0.88，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地区之间的碳排放效率差异呈现缩小趋势。（2）2000—2020年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呈现由“低值区集中连片，高值区分散”的格局向“高值区集中连片”的布局过渡的趋势，且相异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3）乡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畜牧业碳排放强度分别为当地碳排放效率的主要驱动与抑制因素，城镇化水平和乡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能改善邻近区域碳排放效率值。饲料用量、畜牧业技术进步、畜牧业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效率的阻碍作用逐步显著加强；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政策对其的驱动作用逐步显著加强。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畜牧业产业结构对邻近区域碳排放效率的负向影响逐步显著加强。结论 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并加强区域合作，推动畜牧业低碳高效发展。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实施路径选择及目标落实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等方法,对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明显,大致呈现“东西多、南北少”的格局;（2）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以湘东北为集聚核心,向西北、西和南3个方向逐层递减的阶梯状格局。高值集聚（H-H）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低值集聚（L-L）主要集中在怀化、湘西、张家界。（3）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是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稠密地区以及铁路和主要公路的节点处。结论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空间集聚现象较为显著,其分布主要受到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的影响。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重提质升级,注重扬长避短,缩小地区差异,加强产业融合,促进国家森林乡村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乡村民宿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理与路径规范研究——以浙江省象山县为例

目的 理清乡村民宿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实现机理，弥补现有研究实现机理不清的现状，并提出共同富裕目标下规范乡村民宿发展的可行路径。方法 文章引入经典空间生产理论，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将构建的乡村民宿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分析框架应用于浙江省象山县的实证分析，理清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结果 （1）乡村民宿发展通过带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实现乡村物质空间改造；（2）通过助力显化传统优秀文化资源价值、优化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乡村社会空间优化；（3）通过拓宽农村居民就业与收入渠道，延伸乡村产业链条，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现乡村经济空间提升。（4）整体来看，浙江省象山县在通过乡村民宿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过程中，体现出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保障到位三大基本特征。结论 （1）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发展的物质环境；（2）借助城乡融合发展，协同推进宅基地盘活利用、乡村金融制度改革、数字化改革等相关工作，挖掘改革协同价值，提升发展的社会环境；（3）探索多元化的“民宿+”模式，延长民宿产业链条，拓宽发展的经济空间。最终，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物质、精神、经济基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