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FGT贫困指数,基于Lorenz曲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变动进行测算,实证研究了1995年～2009年新疆农村贫困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进行测算,同时将贫困变动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因素和收入分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使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伴随近年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收入不平等部分的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新疆农村“效率与公平”的贫困变动效应分析

新疆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省份,贫困问题的妥善解决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测试新疆农村地区1988-2012年间FGT贫困指数发现,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呈现阶段性波动,而近几年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有恶化趋势。新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但同时收入分配状况却不容乐观。状态空间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具有贫困变动负效应,可以降低贫困,而收入分配状况具有贫困变动正效应,加重了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的不断提效虽然有助于改善地区发展状况,但是随之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却使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框架的CFPS数据分析

测算农村减贫成效并考察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覆盖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CFPS调查数据,在Quah(1997)的分布动态学(Distribution dynamics)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减贫成效分析框架。首先测算出各地区农村家庭贫困内部状态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分解的绝对、相对减贫指数,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农村减贫成效,随后本文通过首次构造的"条件Markov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各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变好,贫困发生率均有所下降;(2)减贫过程中仍存在着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农村家庭的深度贫困固化问题比轻度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意味着扶贫开发工作正式进入攻坚时期,扶贫难度加大;(3)家庭成年成员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收入类型对农村减贫成效的影响显著性情况存在着时段和区域的异质性。其中,家庭成年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是否有成员从事有薪酬的农业劳动、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对家庭的贫困状态变动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政府应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将扶贫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和处于深度贫困的家庭,另外应再调整和倾斜扶贫资源与扶贫政策,将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作为主要减贫途径,将促进农村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倾斜方向。     

贫困地区不同方式生态补偿减贫效果研究——以云南省两贫困县为例

在全面推动生态补偿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测度不同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减贫效果,对于完善贫困地区生态补偿的机制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8月云南省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了两种贫困线下区域的FGT指数,分析不同方式生态补偿的实际减贫效果。结果表明:两种不同贫困线标准下,现金型补偿和岗位型补偿均降低了区域的贫困发生率,缩小贫困缺口和减少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于现金型补偿,岗位型补偿的减贫效果更好,显示出较高的瞄准度和持续性,而现金型补偿对于农户资源禀赋的前提要求和定额支付的特点,降低了其减贫的精准度和持续性。因此,基于农户的异质性特点充分发挥不同补偿方式的协同作用,积极推动补偿标准动态调整和补偿方式多元化发展,是未来深化生态补偿扶贫工作的重点。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省延安市513个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生态脆弱区多维贫困的产生原因及影响机理,对农村地区减贫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为例,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Probit、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农户贫困发生率较高,37. 82%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25. 93%的农户收入维度贫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均对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识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声望对多维贫困识别影响显著,但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不显著;总社会资本量能显著抑制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和减轻贫困程度。此外,家庭成员是否居住在一起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相对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更易产生贫困缺失。     

民族地区绿色减贫绩效研究*——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

[目的]基于四川省及各市州统计年鉴数据,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对绿色减贫的双向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测度指标体系和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确定绿色减贫绩效的4项指数18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减贫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4项主要指标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扶贫开发减贫指数。[结果]大小凉山彝区各县的绿色减贫指数均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越西县和美姑县的绿色减贫指数最低,均小于0. 1;盐源县最高,两年均高于0. 35;该片区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绩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指数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片区外围地区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大凉山与小凉山绿色减贫绩效差距悬殊,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高于大凉山彝区。[结论]深度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大小凉山彝区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大脱贫攻坚投入,摆脱贫困陷阱;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代表的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水平提升潜力很大,绿色减贫是其提高脱贫质量实现稳定性脱贫的重要路径;绿色减贫能有助于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步推进。     

经济增长与收入再分配对湖北省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否受益并相关结论贫困变动由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贫困变动的增长再分配分解，考察1997—2003年间如上两个因素村贫困变动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进而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是算和比较基尼系数，考察在此期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出对农测。     

中西部地区20省份普惠金融对精准扶贫的效果评价

本文基于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高度一致的内在关系,对两者进行了耦合性分析,并将两者耦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构建了普惠金融对精准扶贫的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然后采用熵值法对中西部20省份的普惠金融对精准扶贫的效果进行评价,并通过聚类分析将不同地区所呈现的普惠金融精准扶贫效果的差异性进行分类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在扶贫对象、扶贫手段与扶贫主体上的存在耦合关系;(2)我国中西部20省份的普惠金融对精准扶贫的效果总体呈现出向好趋势,但不同地区之间普惠金融对精准扶贫效果差别较为明显,因此对各地区实施相应政策时也应当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乡村旅游减贫成效评估体系及绿色减贫指数分析*——以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为例

［目的］分析研究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减贫成效的评估体系，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决策信息，为地区减贫提供方法理论。［方法］文章基于云模型理论，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构建4级9项指标的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的综合定度，来分析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绿色减贫指数。［结果］(1)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2)彭水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差”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总排名中的最后。［结论］(1)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减贫，但减贫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推进。(2)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各片区减贫水平存在差距，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减贫效果最佳。(3)彭水县绿色减贫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加强各区域间的沟通协调，促进整体的推进。     

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的测度

基于2013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共8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的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并对指标和地区进行分解。测量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有35.7%的职工住户家庭存在至少3个指标的贫困。指数分解结果表明:卫生设施、饮用水和生活燃料3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四大国有森工林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多维贫困,其中内蒙古森工林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研究认为,应从多个维度改善重点国有林区的贫困状况,加大对教育、健康、卫生设施、住房等多方面的扶贫力度。     

三峡库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演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旅游产业作为高附加值的“无烟工业”，已在国内外众多的旅游扶贫实践基地取得了丰硕成果。基于三峡库区旅游扶贫取得的成果和发现的问题，探究库区旅游扶贫的时空分异规律和影响因素有利于总结成功经验，并为后期库区旅游产业布局提供参考。［方法］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出2011—2016年三峡库区各区县旅游扶贫效率，对年份数据开展MI指数分析评价，形成时间分异规律，结合GIS空间分析功能分别从产出效益角度和投入—产出效益角度分析其空间分异规律，后期通过建立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得出了影响库区旅游扶贫效率的诸多因素。［结果］三峡库区旅游扶贫效率同时具备聚集效益和区域差距的特征，库区扶贫效率整体向好，整体出现梯次分布格局，呈现出两端较高、中段偏低的地域差距。［结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比和财政支出状况对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旅游综合收入、旅游人数则对效率提升有负面影响。     

基于生活水平维度的县级贫困度量研究——以武陵片区北部为例

提高贫困人口瞄准和识别的准确度是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近年来从多个角度进行多维贫困的精准度量与分析成为国内外扶贫领域的研究热点。该研究以Sen的能力方法理论为基础,以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指数(MPI)测算指标体系为参考,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建立了生活水平维度贫困指标体系,利用武陵片北部11个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基于"A-F"双临界值法的县级贫困人口量算,并通过"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空间分异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水平维度中通电与资产指标对研究区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影响最小,燃料类型指标影响最大;11个县贫困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巴东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建始县来凤县恩施市鹤峰县利川市丰都县咸丰县黔江区;依据房屋结构、燃料类型、饮水情况3个指标可将11个县分为甲乙丙3种类型,不同类型县的主要致贫因素不同,当地政府应根据各县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扶贫政策。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效果评价

易地搬迁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湖北省十堰市龙韵村115户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对搬迁农户生计的改善情况,并通过移民农户对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扶贫效果。结果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增加,改变了农户生计策略,优化了贫困户整体生计结果,精准扶贫效果显著;(2)农户对易地搬迁扶贫政策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均值为3.71,提升了贫困户的获得感及幸福感;(3)易地搬迁可持续减贫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需要防范返贫风险。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 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 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 （1）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²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现象；（5）由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可知，贵州农村的贫困程度表现出较强烈的空间关联性和组织性，贫困程度的结构空间分异引起的贫困程度空间关联作用范围呈缩小的趋势，且由随机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异质性呈下降趋势。结论 夜间灯光遥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贵州的县（区）域农村贫困化程度，能够较客观地反映贫困变化。2003—201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高的区域持续减少，减贫效果显著。     

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缓解：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的文献分析，对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贫困缓解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两国在缓解贫困的路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发现自从自由化改革以来，中印两国的绝对贫困水平已经降低。然而，两国的贫困分布都是不均的，不公平程度在增加，贫困越来越集中在几个地区和群体。由于两国都在进行经济改革，对缓解贫困中的这些共同的行为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估

[目的]精准扶贫作为一种被实践反复证明的高效扶贫模式,通过分析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的现状,对其精准扶贫绩效进行评估研究,以期对新时期西藏农牧区脱贫攻坚提供合理的借鉴和参考。[方法]文章基于多维评估模型构建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系统,建立计量模型,运用模糊数学法计算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系统的隶属度。[结果]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质量在不断提升,从不同维度的绩效指数变化来看,经济扶贫绩效和脱贫成效两个维度变化趋势明显,其对西藏农牧区整体扶贫绩效系统的贡献度最大,从隶属度来看,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属于良好水平,体现出精准扶贫作为一种高效扶贫模式在西藏的脱贫实践中得以有效应用。[结论]新时期全面深化农牧区各项改革,以乡村振兴助推脱贫攻坚是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现实所需。因此,西藏农牧区正在逐步实现精准扶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了从面上帮扶阶段向深度贫困地区攻坚阶段的全面转变;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指数在不断提升,巩固脱贫成果,协调四个维度之间的发展关系是解决当前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所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依旧是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的短板,在新时代背景下,应紧密结合西藏实际,巩固脱贫成果不返贫,实现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