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证据与机制

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有所提高，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对债券市场各期限利率、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仍不够畅通。本文首先拓展马骏和王红林(2014)的理论模型，在银行间市场引入短期市场利率，从理论层面分析资产证券化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随后借助局部投影方法给出关于资产证券化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影响的经验证据，并从替换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测度方式、引入更多控制变量、改变估计策略等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资产证券化能够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内在逻辑是价格风险对冲机制和信贷资产定价机制。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资产证券化显著提高了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相比，“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债券市场的无风险利率、长期利率和信贷市场贷款利率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冲击具有更大的响应。     

宏微观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国际比较与研究述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推到世界关注的前沿。美国、欧元区、日本与中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大量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政策实践,比较发现：就政策目标而言,各国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一致性在危机期间得到增强,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实践提供了创新空间,中国在政策目标一致性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就工具组合而言,美国和日本均进行了较高水平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欧元区受制于单一货币和多元财政格局,政策协调在执行层面相对较弱,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集中在业务交叉上;就传导机制而言,政策传导效率因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同而表现不同。理论进展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研究在宏观层面集中于政策协调、债务快速增长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失败的风险;微观层面表现在学术界对各国微观政策实践的绩效评估。宏微观结合看,理论研究存在三个新动向,即关注财政货币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重视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组合效应,以及强调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分析。最后本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展望未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的可能方向。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研究

一、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本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一）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利率渠道对货币政策传导作用的发挥，首先是在货币市场调节金融机构的资金供求，进而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总需求。货币市场及其完善与否是利率渠道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1、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及其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货币市场在我国的出现是同货币调控模式的转变直接相关的，我国的货币市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货币市场已经开始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从完全转向间接调控的需要看，货币市场存在的…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盯住目标选择

本文通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不同盯住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的作用关系和扰动响应,对货币政策数量、价格两种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从实证结果看,中央银行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具有相对合理性。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更好地实施以货币供应量为盯住目标的数量调控。     

论货币政策的货币市场传导机制

伴随着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引起理论界广泛关注。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看，通过货币市场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一条基本渠道。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货币市场和利率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还有待完善，利率尚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方式的转变，通过发展货币市场、实现利率市场化来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已成为当前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吗？——基于不同杠杆环境的比较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     

中美两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联动机制的差异性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时变参数马尔科夫阶段变迁模型,通过甄别中美两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联动机制的差异性,发现中国(美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处于"低波动状态"的持续性弱于(强于)其处于"高波动状态"的持续性,非预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微弱(显著)的冲击影响,由货币政策冲击引发的货币增长不确定性能够促进(阻碍)宏观经济增长,而由宏观经济冲击引发的货币增长不确定性能够抑制(微弱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与美国相比较,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总体更为剧烈,其处在"低波动阶段"时的持续性更弱而处在"高波动阶段"时的持续性更强;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主要由宏观经济冲击所引致,而在美国宏观经济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共同产生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此外在美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货币政策冲击所引发的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占主导地位。     

基于生物资产的“信贷＋保险”融资模式创新研究

摘要：新冠疫情爆发后,美欧实施高强度的货币和财政刺激,引发高通胀现象,这一现实与“现代货币理论”（MMT）预期的情形相背离。本文梳理了MMT的核心思想,重点厘清其漠视通胀的理论基础与现实经验,并分析总结本轮美欧政策实践中通胀失控的原因与启示。本文认为,MMT理论的三个重要前提假设未能兑现：一是“充分就业”缺乏合理界定,引致政策刺激过度;二是货币主权未必“独立”,美国货币宽松对全球产生外溢效应;三是财政紧缩实操困难,难以起到管控通胀的作用。外生性的供给冲击也是高通胀的成因之一。政策不仅需要更加重视财政和货币刺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要辩证地看待财政和货币的配合作用。相比美欧,我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方面具备独有优势,可以更加积极有为。     

疫情冲击、财政货币政策与助企纾困效应——基于小微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9-2021年四川省小微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疫情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研究发现:疫情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明显,有效地帮助小微企业降低信贷成本和提高营业利润;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会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分布区域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缓解经营压力帮助小微企业纾困,“锦上添花”的效果比“雪中送炭”的效果更加明显。     

金融危机下的货币政策——基于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首先指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防通缩、促增长。其次本文分析了我国基础货币变化的原因，货币信贷的增长需要货币乘数的提高。再次本文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我国在“保增长”宏观经济目标下的信贷增长，强调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情况下，实际信贷增长要突破信贷目标。随着经济转好，贷币流通速度加快，通贫膨胀预期上升，必须加以防范。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分析了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局限和困境,并探讨了其政策出路。本文突破了财政政策对私有部门挤出效应的传统分析方法,采用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交互作用,从更广泛视角分析政府政策的挤出效应;以个人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在不同时期的状态及调整为框架,并突破货币政策分析将利息作为负债成本的传统方法,将利息也作为资产收益评估政策效果;运用这一框架,并采用"核心GDP"作为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指标,分析美国最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局限和出路。     

“稳增长”与“防风险”双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抉择

“防风险”和“稳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目标,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平衡兼顾双重政策目标的门限理论模型框架,基于反事实方法评估了动态平衡上述两大目标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研究表明:(1)2008年以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表现出较强的稳增长政策功效,但国际金融危机后,政策取向更倾向于动态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2)财政政策对三部门杠杆的影响呈现显著增强态势,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则在经历“增加—下降”周期后趋于稳定,利率政策效果显著而且近年来呈现增强态势,由此表明利率的传导效果正在不断得以强化。(3)从反事实结果看,宏观调控的最优政策搭配抉择取决于政策当局在动态平衡不同目标中的政策取向,特别是,依赖于精准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偏好强度。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

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机制,是完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首先分阶段简要回顺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历史过程,然后分析两种政策的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认为集中表现为国债市场存在的缺陷以及财政投融资体系小完善这两个方面,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两种政策协调配合机制的政策建议.     

基于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出发,探究银行微观主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们借鉴净稳定资金比例的设计理念,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行为纳入传统理论模型,刻画出两种流动性管理行为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率的潜在影响及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我国50家商业银行2012年第1季度—2018年第2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银行为提升长期流动性水平而进行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但是,部分净稳定资金比例较低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调整非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则有可能降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因此,在执行既有流动性监管措施的同时,关注与引导银行资产结构调整方式,对增强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大有裨益。     

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有不同的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下两者的协调显得愈加重要。新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在此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在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指导下,在工具选择、政策时效与政策功能等方面积极协调配合,努力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On the joint determination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The conduct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absent commitment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bjective of smoothing distortions intertemporally and a time-consistency problem. When net nominal government obligations are positive, both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are distortionary and the choice of debt depends on how the anticipated response in future monetary policy affects the current demand for money and bonds. There exists a unique steady state with positive net nominal government obligations, which is stable and time-consistent. For any initial level of debt, the welfare loss due to lack of commitment is small.     

住房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基于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出发,探究银行微观主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们借鉴净稳定资金比例的设计理念,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行为纳入传统理论模型,刻画出两种流动性管理行为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率的潜在影响及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我国50家商业银行2012年第1季度—2018年第2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银行为提升长期流动性水平而进行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但是,部分净稳定资金比例较低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调整非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则有可能降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因此,在执行既有流动性监管措施的同时,关注与引导银行资产结构调整方式,对增强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大有裨益。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