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常在测算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由于未充分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总产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从而计算过程复杂而结果也不精确。本文考虑了汇率与一国总产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诸多相关因素,构建了一国汇率波动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在一定区间内的渐进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微弱,但考虑到外部经济其他因素会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如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则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绩效：实证研究综述

该文介绍了几种用来阐述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模型，这些实证分析模型的研究表明：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同汇率制度下的通货膨胀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     

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逐年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从理论方面阐述了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几个因素,并定量地分析了它们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然后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定量地对这些因素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性加以验证.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     

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和利率市场化推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1995--2013年季度数据对我国汇率、利率市场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原因,实际利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是实际利率的格兰杰原因;汇率、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实际利率提高及汇率与利率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汇率变动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本文在对汇率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定性分析基础上,基于安徽2000—2009年数据,利用EVIEWs对汇率与地区经济增长与出口额、外商投资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汇率变动对进出口增长冲击较小,汇率与及外商投资额之间呈反向变化。     

汇率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跨越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汇率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宏观影响这一问题并未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足够关注。中等收入国家处在国际经济体系外围、经济开放程度高、汇率与物价双向作用明显,汇率不稳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显著。本文梳理全球1980年以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和经济跨越表现的有关事实,建立分解框架解构汇率在经济跨越中的作用,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量化分析汇率和通胀的双向传递效应,构造汇率稳定指标对汇率波动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揭示汇率不稳定对经济跨越的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汇率稳定和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价格体系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税率与利率、汇率、价格及经济增长四个变量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关系．而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和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到下期的汇率和利率;汇率和利率的变化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下期的经济增长和价格。这说明利率和汇率没有很好的反映经济状况的变化。为改善我国目前价格体系与经济增长不太协调的现状,应采取措施完善我国的政策传导机制,逐步推进利率和税率的市场化改革。     

不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50个国家1997~2015年的年度数据,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表现为低汇率波动促进经济增长,高汇率波动抑制经济增长;第二,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弱化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且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存在异质性;第三,不同汇率波动幅度下,汇率波动与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     

中国经济增长、汇率变动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了1978-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汇率变动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对外贸易的核心影响因素;无论是名义汇率还是实际汇率,都不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中国的贸易顺差来源于中国得天独厚的成本优势以及美国对中国不当的贸易政策。因而,要解决中美之间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必须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吉林省居民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理论

消费、投资、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本文采用2000年以来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理论揭示消费、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比较分析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正确处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金融发展、汇改最优次序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118个经济体的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由金融发展、资本开放、汇率制度与产出增长组成的理论模型,选取世界上118个经济体1972-2016年的宏观数据,综合运用动态面板、面板门槛与面板IV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主要结论为:第一,在汇率制度弹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中,金融发展水平呈显著为正的调节效应;第二,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汇率制度弹性在资本项目开放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调节效应;第三,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对外贸易开放度在汇率制度弹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借鉴历史发展经验,本文归纳出"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再开放浮动汇率,最后加强资本开放"的汇改最优次序,为我国克服汇率制度改革难点、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维持经济基本面稳定增长提出合理化政策建议。     

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指出这种动态的关系更加符合现实的经济运行状况,更加深刻地反映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探析--基于甘肃省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

基于2005年-2014年甘肃省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对帕加诺模型作适当变换后,建立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边际资本生产率、农村储蓄率和农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力由高到低依次为：农村储蓄率、农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农村边际资本生产率。     

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前提下的人民币汇率改革

本文首先提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应明确一个前提：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是,使汇率服务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需要。在具体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与几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关系后,接下来阐述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一是在汇率形戍机制上,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实现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二是在汇率水平上,与我国经济增长相伴随,实现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中有升。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最后,针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问题,笔者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求实现更为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而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长期目标的实现打下基础。     

制度、增长与收敛——一个基于索洛模型的分析框架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并且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索洛模型,可以构造一个包含制度的、技术内生的增长模型.通过模型的推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质量越好,人均产出增长率越高;人均产出存在关于制度的条件收敛.并进一步得出这样的推论:欠发达国家想获得"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具备良好的制度或能够持续改善其制度.     

我国货币供应与投资的关系问题研究

本文将我国货币供应、投资支出和经济增长纳入统一模型,实证分析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投资、货币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能达到因果检验的显著性要求,反映了我国经济的价格弹性较高,投资的高速增长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的根源来自经济增长形成的高储蓄,而非货币刺激;货币供应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适应投资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增长。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应以保持投资和经济增长稳定发展为重要目标,而不应以刺激投资与经济增长为目的,否则可能会引致通货膨胀上升,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和降低经济发展质量。应保持基础领域和改革创新领域投资增速的稳定,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吗?--基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

本文基于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显著减弱了四种资本异常流动情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激增、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强化了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汇率制度弹性和金融发展程度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于各国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以及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内生增长理论对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来自中国1952—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Barro（1990）提出的框架,但采用Arrowand Kutz（1970）提出的方法,将公共投资通过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形成内生经济增长,并采用Ramsey-Cass-Koopmans（1965）模型的基本假设,利用1952—2011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及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微弱,而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大。同时还验证了政府物质资本投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且影响滞后并持久,教育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渗透的。     

基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改进研究

为了研究经济具有稳态增长路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为哈罗德中性的。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在稳态均衡增长时,该模型是一个同时具有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研究中,把经济部门划分为农业经济部门和非农业经济部门。通过引入世代交叠模型,针对这两个经济部门分别建立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并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