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文章试图建立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经济增长之间交互影响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殊的“传承怪圈”,认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限定为学校教育投资、健康资本投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关系.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和不可分割性导致人力资本融资困难,从而阻碍低技能家庭提高技能.假设个人收入遵循非线性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引起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波动.个人技能的提高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而技术进步本身一方面提高经济主体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要求经济主体具有更高技能,要想提高个人技能必然要求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文章通过建立个人劳动生产率及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收入分布相互影响的模型,来解释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北大核心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个体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研究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传递机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间的数据,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在将父母与其子女信息进行匹配后,本文主要采用Sobel单侧检验和Bootstrap这两种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两种检验方法均得出相似结论,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中发挥中介作用,约占总效应的33%左右。同时,与其他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相比,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提高的贡献较大。本文进一步发现虽然父母教育人力资本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较大,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也值得关注。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通过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外,促进收入平等也是值得考虑的方面。     

论私人资本积累

社会资本,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家庭成员的社交网络及其行为来反映,转型期居民社会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家庭。家庭成员的个体特征决定了父母特征对儿童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很小,而人口的流动性导致了代际间的职业化差异,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会下降,人口流动会导致原有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断,计划经济体制将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削弱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强化了个人特征的重要性。     

政府公债对代际转移的影响

文章基于世代交叠模型,采用未特指效用函数分析政府公债规模对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是否存在代际转移取决于子女效用贴现率和市场利率的大小。此外,人力资本转移不同于普通遗产转移,如果代际转移采取人力资本形式,即使转移动机完全有效,政府发行公债仍能影响家庭最优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试论河南教育投资现状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

人力资本是一种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来表示的资本,教育投入的状况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水平、质量和规模。河南省教育投资的现状存在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比重偏低、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应采取依法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适度加大居民个人和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优化教育投资结构,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改善省内人才培育环境,吸引人才＂回流＂等措施,以实现河南省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信贷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已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消费信贷对家庭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关注其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考察了信用卡使用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主要发现如下：信用卡使用显著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且这一效应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并对城市、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信用卡消费信贷可能会增加人力资本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应对人力资本支出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信用卡使用主要通过增加家庭消费投资、促进消费升级、缓解家庭预算约束三种途径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消费信贷流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可助力于消费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能力资本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

运用项目反应理论,依据劳动者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财富资本的相关问卷数据,计算其能力资本,考量能力资本在父子收入传递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基于能力资本的代际收入弹性区间估计为[0.42684,0.42996],提高子女的能力资本能够显著地提升其经济收入,父辈的经济收入可以显著的提升子女综合能力资本,子女的学习能力资本与工作能力资本在收入的代际传递之间具有不完全中介效应.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陕西省为例,选择教育经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衡量指标,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构建生产函数模型,对1995-200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计算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陕西省教育投入对GDP的影响明显弱于物质资本,应不断提高教育投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人力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遗产动机下家庭最优保险需求研究

本文将遗产动机引入代际收入转移下的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讨论了遗产动机下家庭在消费、投资、保险、教育方面的最优支出结构,特别关注家庭对年金和寿险的最优购买比例。研究结果显示,本文的理论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家庭在当期消费、风险投资、年金购买、人寿保险购买、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决策。此外,本文为建立含有保险的宏观经济模型奠定了合理的微观基础,可以进一步研究人寿保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教育财政如何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事实、机制与政策含义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教育财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微观层面的家庭教育支出数据与教育财政数据匹配,基于教育投入产出框架,考察了2009—2017年我国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校内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度以及校内、校外教育特征差异是影响两者之间替代弹性的重要因素。我们发现,对校外教育市场的管制可有效降低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间的互补性,这对我国教育财政如何实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及家庭支出减负两大目标的相容具有一定启示。     

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理论模型显示,当生物回报率大于资产收益率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会促进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从而刺激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基于OECD国家1995—201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会促进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积累。     

财政教育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如何有效阻断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重要议题.经典的代际传递理论认为,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贫困家庭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构建多层模型考察了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可以弱化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性,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对低学历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高学历家庭更为显著,对农村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城镇家庭更为显著.因此,当前通过教育扶贫缓解我国家庭的多维贫困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政策的重点是完善财政教育发展策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脱贫致富的可行性能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产假政策与子女长期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1988年9月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产假延长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RD方法克服断点前后个体异质性,估算了产假政策变动对子女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结论显示,产假时间的延长对子女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影响,显著增加了他们的实际受教育年限。排除相关改革的干扰后,这种影响仍显著存在。然而,这种影响存在较大的异质性,经济地位相对更高的女性以及本地女性子女的受益程度相对更大。产生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并非是通过改善个体的健康或家庭经济资源这种间接方式,而是通过正式照料的直接方式。因此,适当延长产假对中国增加代际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下一阶段的人口政策调整,需要认识到产假政策在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中的重要意义,进而实现从数量型的扩张转变为质量型的改善。     

金融发展、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 ——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思考

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投资视角出发,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将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选取200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探讨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且在此过程中,财政教育支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影响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促进作用;此外,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表现为互补关系.这表明,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二元协同"经济理性,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为我国早日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效应与应对——基于代际收入传递视角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收入不平等扩大和经济增长降速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本文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以及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CGSS数据和反事实法,以客观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为标准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并结合宏观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来源的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文化资本代际传递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未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显著相关关系。本文的发现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多种政策协同作用,共同阻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同时降低收入不平等中的消极成分,即降低由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代际转移与商业养老保险对老年收入的影响差异研究

构建混合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下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个人最优消费决策,测算商业养老保险与代际转移对老年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代际转移支付比例提高会减少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进而降低老年收入水平,与其他因素相比,保险价格变动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最明显。鉴于此,应丰富居民投资结构,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发挥家庭养老除代际转移支付之外的多样化功能,同时通过供给侧降费推动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浅析高等教育产业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高等教育产业化是经济、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随着西奥多-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后，人力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变得日益重要。人力资本是劳动者投入到企业中的知识、技术，创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一种资源总称。从理论上说，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教育是一种全局性、主导性的产业”。这一观点已获得了     

内生增长理论对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来自中国1952—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Barro（1990）提出的框架,但采用Arrowand Kutz（1970）提出的方法,将公共投资通过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形成内生经济增长,并采用Ramsey-Cass-Koopmans（1965）模型的基本假设,利用1952—2011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及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微弱,而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大。同时还验证了政府物质资本投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且影响滞后并持久,教育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渗透的。     

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

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是本土化家庭养老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论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数据,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非条件logistic模型,分析了微观领域影响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因素层面,年龄对代际经济反馈呈现正向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则为负向显著性影响;在家庭因素层面,子女数量以及对孙辈的投资状况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存在着正向显著性影响。基于数据结果,论文提出了加强对农村高龄老年人的关注、加快农村养老制度建设以及积极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等对策。     

多子女与家庭商业保险：利他抑或投资？

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讨了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女数量对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养育子女存在较强的利他动机。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数量增多会造成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增加，进而提升了家庭对于商业保险的需求。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商业健康保险，子女数量对于家庭购买人寿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对于工作在“体制外”的家庭、不与老人同住以及社会资本低的家庭，由于这类家庭相对面临的家庭经济脆弱性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于其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对于父母“利他动机”较强的家庭，子女数量对于这些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通过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外生冲击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