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权纵向划分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从世界各国税权纵向划分的实践来看,可以分为地方分权型、中央集权型和适度分权型等三种类型。税权纵向划分一般遵循三条原则,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机制、国家政权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考察税权纵向划分的国际经验,有助于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改革。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改革应当遵循适度分权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     

税收分权体制之国际比较研究

税收作为政府公共收入的主要形式,在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纵向的税权划分。通过比较美、德、法、韩、印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税收分权体制,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税收集权或者税收分权,都是以经济效率的提高弥补制度效率的负面影响为前提,以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而中性,以建立高质量的政府部门为目标。政府间税收分权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在税收权力划分上的合作博弈,形成了基于税权划分而导致的对利益导向和控制导向的路径依赖。     

中美税权划分的比较

在税权纵向划分上,一般将我国归为集权型、将美国归为分权型。其实,在我国税制中也有过鲜明的分权特征,美国税制也日益呈现出集权倾向。美国税制并不是我国税权纵向划分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应根据基本国情,向着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     

汉江集团公司财务管理模式

为加强集团公司财务管理,必须重点关注目标控制、过程控制与监督考核。为加强过程控制,需将财务管理细分为绝对集权、相对集权和分权三种管理模式。汉江集团公司采用的是适当分权的集权管理。     

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分税制下政府问的财权划分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权划分是在1994年分税制下逐步确立的，从实践上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存在需要完善和规范的地方。美国、德国、法国和El本分别是高度分权型、相对集权型、高度集中型和适度分权型四种政府间财权划分的典型代表。研究对比这些国家的制度，对完善我国政府间的财权划分具有借鉴意义。     

解构与转型:地方政府财产税税权分配模式探究

我国省级及以下层级政府统称为地方政府,财产税收入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保证。财产税税权如何在省级政府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不仅关系到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而且对于我国税制的完善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真正确立有重大的意义。本文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分析财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在省县两级政府分配的利弊,最后为财产税税权如何配置提供政策建议。     

地方税制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本文通过对美、德、日、法四国的地方税制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四国地方税制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建议:建立分级地方税制;选择财产税为地方税主体税种;采用集权为主的税权模式。     

对财务控制的一点思考

一、建立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内部财务管理机制。企业规模的大型化发展要求管理组织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集权与分权。权力的划分首先应遵循"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的原则。集权过度与分权过度,都有难以发挥财务控制的优势,企业内部管理权限的划分,中心问题是寻找适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集权与分权的适度点,这一适度点因企业而异,即使对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最优的处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集权与分权的统一模式。二、实行全面的预算管理目前,财务预算管理是许多大企业称之为较有效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其作为企业管理一种新的控制机制,可以说是现代企业制度下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制度的有效保障。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预算管理,能强化预算的财务控制功能,使     

浅议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

集团财务管理机制，应视集团体制设定，既不能过度集权，也不宜过度分权。过度集权，可能使成员企业缺乏主动性，影响其积极性和活力；过度分权则可能失去统一的控制力，影响集团的凝聚力和综合优势。从集团财务管理的实践来看，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可分为集权型、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和分权型三种。     

重建地方税收体系

应赋予地方(具体的说是省一级及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分税制”要求按税种分权、分税、分管，其实质是按税种划分税权，税权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其中正确划分立法权是首要问题。     

共享税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共享税体制的核心是共享税的分享方式。国际上多数分权国家倾向于把地方附加税作为共享税的主要体制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税收划分的难题。借鉴国际经验,本文认为,地方附加税体制应作为我国共享税体制建设的主要方向,而注重地方政府税权的控制与协调则是我国实施附加税体制的关键。     

中国“十二五”时期税收划分思路探讨

十二五时期,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还需全面突进。税收划分应按照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行改革。本文提出了一个税收划分的基本方案,并对房产税、营业税、资源税等相关问题作了分析。     

论集权、分权均衡的实现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优化

集权与分权的边际收益都是递减的,因此在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政管理权限需要在二者之间实现边际收益相等。假定政府是利他的,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则无论采用"自上而下"分权的思路还是采用"自下而上"授权的思路,都可以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实现均衡;但如果政府是自利的,则采用"自下而上"授权的思路比采用"自上而下"分权的思路更有利于在二者之间实现均衡。我国财政体制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政府间特殊的权力划分关系,要解决我国的体制问题需要实现由"自上而下"分权向"自下而上"授权的转变。     

对物业税公平功能的思考

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因而在理论上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公平功能。但实践中物业税能否发挥该功能,取决于其税负归宿是否具有累进性。在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现行税制体系公平功能缺失的背景下,应充分重视物业税的公平功能。以下政策建议将有助于物业税公平功能的发挥:将土地价值与房产价值合并为物业税课税对象;统一内外资企业房地产税制,实现平等国民待遇;扩大物业税征税范围;实行"双轨制"税率;统一以市场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     

海峡两岸财产税制的比较与完善

因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的不同,海峡两岸对财产课税在征税目标、税制体系、税种结构、税制要素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在比较两岸财产税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岸财产税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大陆财产税制和两岸财产税协调的若干建议。     

税收立法权纵向分权的制度保证

基于地方政府的相对优势,税收立法权适当下放可以提高效率。但是由于政府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众多部门和官员组成的,因此,权力的下放应有必要的制度保证。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税收立法权的纵向分权应有以下制度保证:加强公共品需求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税收立法权由立法机关掌握;提高财政透明度;严格规范政府间的规则。     

关于我国房地产税收问题的若干思考

随着高房价问题的日益突出,通过对个人住房征收房地产税抑制房价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从国际经验和国内试点看,房地产税的主要功能是为基层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难以作为调控房价的手段。房地产税无论是从价计征、从量计征,还是分等级定额征收,均有利有弊,我国应审慎考虑各方因素和现实情况,斟酌选择计税依据。从税收征管的简易性考虑,按房地产面积从量计征是现阶段房地产税改革的优选,同时应尽量缩小减免税的范围。     

中央与地方在物业税税权划分中的博弈行为研究

物业税又称房地产税或者不动产税,主要是针对房屋、土地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保有者每年都按物业评估价值缴付一定税款。本文利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即将开征的物业税和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由于信息不对称,物业税的开征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是在所难免的,其开征的关键还在于理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     

君主专制与116世纪中英税收法律文化

16世纪的中英两国,表面上看,都是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但社会性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造就了两种不同的税收法律文化：一个是有限专制,分权制衡的法治精神孕育成长;一个是绝对专制,集权体制下奉行人治的税收制度。这两种税收法律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两国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和两国间近代以来税收文化的发展落差,有着一定的作用。     

Transfer Pricing, Incentive Compensation and Tax Avoidance in a Multi-Division Fir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fer pricing and production incentives using a model of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firm with divisions located in different tax jurisdictions. We show that if divisional profits are taxed at the same marginal rate, the transfer price should be set to minimize the compensation risk faced by the manager of the buying division. For the case where divisional profits are taxed at different marginal rates, we are able to characterize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tax savings from setting transfer prices to reduce profitability in the high tax jurisdication and the loss of effort attributable to the impact of tax avoidance on the incen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Further, we show that if it is feasible to compensate the division managers using multiple performance measures, the transfer price should be used to minimize the firm's overall tax liability. Finally, we show that when authority to determine the transfer price must be delegated to one of the division managers, it is optimal to assign responsibility for setting the transfer price to the manager of the division with the most production uncertai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