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基本策略

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中,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为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和要素就业,中国宏观调控当局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对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消费扩张是中期行为,在短期内无法抵补投资和出口增幅下降所带来的增长真空.第二,在当前形势下.中国面临信用风险及不良资产上升的挑战,为此必须进行相应的金融创新.第三,中国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在短期,货币当局应面对信用风险导致的通货紧缩;在中期,有必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以此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真正转型.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概率较小

出处: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挑战与抉择"尽管面临人口红利衰减、"投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收入分配拉大和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等挑战,但由于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阶段、区域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这些因素共同决定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面临着中期的调整。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将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调整和变化、而经济、金融的运行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对我国银行业原有的发展模式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战略转型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共产品的私人性质、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本文分析了2009年中国的高额投资增长和信贷增长,并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了未来宏观经济调控和制度优化的可能路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2009年高速增长的公共投资事实上体现了公共产品的私人性质--收益由部分集团获得但成本却由更大的群体负担,因此,抓取尽可能多的投资机会和金融资源成为个体的理性选择;第二,中央银行并未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投资的攫取激励推动了信贷过度投放;与此同时,信贷的产出效率持续下降,其结果是我们面临着系统性信用风险和资产价格泡沫化的持续压力,并把中国的宏观调控拖入低利率陷阱;第三,为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必要率先完成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而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最终实施结构调整,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     

银行、金融与监管改革:墨西哥的经验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危机后，墨西哥采取了若干监管体制改革措施，银行业发展基础得以巩固。但是，银行业以及金融当局又面临新的挑战：一是银行业几乎都成为外资银行的天下，二是银行业缺乏竞争。[编者按]     

后疫情时期中国的外部环境与经济增长研究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以及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经济层面,全球经济因疫情冲击陷入深度衰退,疫情后或呈现低增长、高杠杆、低利率的特征.生产和贸易层面,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面临调整与重构.金融层面,信用风险和债务风险上升.地缘政治层面,全球治理无序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大国博弈加剧,局势更加紧张.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中国应强化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预案.一方面,加强经济安全尤为重要,主要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需要转换与重构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将房地产市场驱动转换为资本市场驱动,将外需驱动转换为内需驱动,将要素投入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这也蕴含着"十四五"期间巨大的投资机遇.     

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新能力建设研究

正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经济与金融相互依存,经济新常态对应着金融新常态。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构成,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商业银行必然面临一系列影响和挑战:整体规模增长放缓,融资需求结构性低迷,负债成本有所上升,盈利能力受到持续挑战,部分区域和行业信用风险明显。对此,商业银行必须迎头而战,积极应对,加快对自身的新能力建设,如增强客户管理能力、提高资产定价能力、增强行业服务能力、突破市场创新能力等。     

中国经济转型的下一步路径北大核心SSCI

中国经济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过去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经济增长亟待转型。在改革开放30年中,政府对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干预,是压低投入品价格,对投资者进行补贴,形成当前中国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原因。金融抑制在早期对增长是有益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负面因素。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要求金融必须进行改革,并控制金融风险。     

金融工具创新的风险防范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主体面临着很大的汇率和利率风险,为了规避风险,逃脱金融管制,各种新型的金融工具营运而生。但金融工具创新在分散、转移、减轻风险,逃脱管制的同时,往往又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挑战,针对金融工具创新风险其交易主体必然要采取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同时金融监管当局在面对金融工具创新带来的挑战也应改善相应的监管措施,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     

全球化、通货紧缩和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的新挑战

本文在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讨论中国所面临的紧缩压力和宏观金融不稳定问题。主要观点是:第一,在当前全球经济已经处于增幅放缓和金融风险走高的局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着紧缩性压力,这种压力直接体现为经常项目可能出现的逆转、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和投资放缓;第二,在紧缩性压力下,中国经济在2008年面临着相对比较严重的信贷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压力,其主要迹象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保持在较低水平,消费增长在未来面临不可持续性;第三,针对通货紧缩压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应更多地面向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的全体公众,通过关注资产价格降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风险,通过必要的价格和数量控制,管理即将到来的行政周期性问题,并综合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控制全局性金融风险,最大限度地保持金融稳定。     

如何破解人民币国际化中的特里芬难题--让利率和汇率回归常态

任何一国主权信用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都会面临特里芬难题,而人民币国际化中的特里芬难题有其特殊性,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值得我们深入考虑。文章从分析中国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入手,提出中国应尽快打破经济僵局和转变增长方式,让利率和汇率回归常态。更进一步地,文章认为中国应继续完善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发行机制,同时较为稳步的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基于SVECM的我国经济增长动态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实证分析1990-2008年我国投资、消费、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消费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冲击均高于投资和进出口,消费对投资冲击大于投资对消费冲击,消费和投资未产生相互挤出效应;经济波动以消费为主,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显著增强.     

金融服务、外资政策调整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验证

基于金融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品投入,本文研究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动态变化对下游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理论上,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放松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中间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效果是有助于提升出口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便捷化,促进企业出口。本文采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度量了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政策的动态变化,并使用投入产出表将其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上下游关联,有效检验了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的作用。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有助于提高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倾向和收益,存在出口促进作用;管理效率高、出口非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出口对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反应更为灵敏;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出口。本文研究显示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是推动我国贸易提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中国至今没有明确立法中国信用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的特殊地位、并缺乏充足的出口信用保险基金。在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专门立法中,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定位于直属国务院领导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支持产品出口和海外投资、防范收汇风险的法定政策性保险公司,政府应通过贷款、设立赔款准备金、财政预算安排等方式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资金支持。     

经济转型中城镇居民受益均衡性的经验分析

基于1985~2012年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分析了经济结构转换、投资增长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改变对于各收入组收入增长的不同效应,以及这一期间相应宏观经济变量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均衡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会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第三产业比重增加更有利于高收入人群收入提高;国内投资与利用外资、经济开放程度对城镇不同收入组收入增长都具有不同的影响。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不平衡,三次产业及子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等。这些结构性问题互为因果,相互交织在一起。本文认为,短期内解决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思路应当是调整收入分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工具对解决上述问题的作用。     

全球经济应该如何调整

失衡与调整是新世纪全球经济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本文认为,失衡的错综复杂性,决定了全球经济调整将是一条缓慢、长期和艰辛之路;全球经济调整的关键是对储蓄投资失衡关系的调整;为避免全球经济硬着陆的发生,美国及其他主要国家应主动承担起调整的责任;中国应调整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     

扩大消费,实现经济发展由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滞后,不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格局。     

我国货币供应与投资的关系问题研究

本文将我国货币供应、投资支出和经济增长纳入统一模型,实证分析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投资、货币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能达到因果检验的显著性要求,反映了我国经济的价格弹性较高,投资的高速增长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的根源来自经济增长形成的高储蓄,而非货币刺激;货币供应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适应投资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增长。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应以保持投资和经济增长稳定发展为重要目标,而不应以刺激投资与经济增长为目的,否则可能会引致通货膨胀上升,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和降低经济发展质量。应保持基础领域和改革创新领域投资增速的稳定,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