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不平衡和房价上涨: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不平衡为切人点来探索转型时期中国城镇房价持续高涨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在对经验事实进行背景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1年的分省面板数据,本文将财政不平衡、土地财政和房价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基本面、人口结构、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和地区间竞争等潜在影响因素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不平衡是引致其积极追求土地财政的制度性因素;土地财政规模与房价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反馈效应;进一步分析财政不平衡对房价的影响机制,系统GMM的估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不平衡对于城镇房价的持续上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土地财政规模是连结两者的中间变量。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为了抑制房价快速持续上涨,理顺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分配关系、落实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以及完善地方融资渠道等制度建设等方面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城镇房价水平——基于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和房价水平置于同一框架来研究推动中国城镇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制度性因素。经验事实表明,较高的房价水平总是与较大的土地财政规模相联系,而土地财政的形成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在对上述经验事实进行背景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200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基本面、城市化率和地区竞争等潜在影响房价的因素后,分税制背景下逐年扩大的财政分权度是引发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的制度性因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规模对中国城镇房价水平的高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效应会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扩大而被强化。本文的估计结果对财政分权变量的选取、估计方法的选择和估计函数形式的设定均是非常稳健的。     

财政压力提高了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吗?

以中国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其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过高的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财政压力能通过税源流失、转移支付依赖等方式在有效性和规范性层面抑制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在与政府竞争的共同作用下还会降低政府财政努力动机;财政压力对财政汲取能力的抑制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财政分权程度下具有显著异质性。     

土地财政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信贷错配视角的分析

基于一般均衡框架,考量房价、土地财政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摩擦时,土地作为重要的抵押资产,房价波动和土地财政会扭曲创新资源的配置,在短期和长期对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短期房价上升通过土地财政推动政府支出增加和总产出扩张,同时带动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当面临新的投资机会时,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房产,缓解流动性约束。但在长期,土地财政引致的政府债务挤出了企业信贷,部门间信贷错配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同时高房价会导致企业转移部分资源投资房产,部门内资源错配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创新,从而降低了长期经济增长率,政府增加土地供给,则会弱化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要素的挤出效应。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收支决策与相对贫困

随着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根本性的解决,贫困治理进入到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的新阶段.这对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如何应对相对贫困也构成新的挑战.本文基于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收支决策与相对贫困的内在逻辑机理,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财政转移支付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规模效应,地方财政民生性支出占比的提高有助于减缓相对贫困,地方税收努力程度的提高对相对贫困治理产生不利影响;第二,财政转移支付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直接正向效应,但会通过降低地方财政民生性支出占比和激励地方税收努力对相对贫困治理产生间接负向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收支决策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结构效应.为此,应以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增长的长效机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的激励相容机制与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为着力点,有效提升财政转移支付治理相对贫困的功能.     

土地价格、土地财政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在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土地财政和政府隐性担保融资机制,借此考察在土地财政体制下土地价格的波动特征、驱动因素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2004Q1到2016Q1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土地需求冲击、土地供给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驱动中国土地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货币政策冲击和土地供给冲击是引起短期土地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土地需求冲击在长期中驱动了土地价格波动。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土地财政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正向的土地需求冲击将推高土地价格,并通过抵押约束机制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将放大该效应,并进一步对土地价格形成正向反馈,从而引起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在土地财政体制下,正向的土地供给冲击有助于抑制土地价格上涨,并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财政分权对教育供给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及其机制

政府对教育供给的水平将极大的影响到一国教育水平的发展,以致影响一国未来经济水平。在财政分权改革的背景下,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构建教育供给、财政分权、公共投资指标,研究财政分权对教育供给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分析其作用机制。实证证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教育供给具有直接正向作用,但地方政府的过度公共投资和县级政府的财政困境对分权效应有抑制作用,导致财政分权间接地降低了教育供给。     

财政分权、区域技术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财政制度是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我国2000-2017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并测算了财政分权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总体来看,财政分权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财政分权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加入财政分权平方项发现,财政分权和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其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门槛效应.目前阶段我国区域技术创新对生态可持续发展表现为抑制作用,区域技术创新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系数为正,表明财政分权制度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作用合理引导区域技术创新改善生态环境.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差异——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1998-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实证分析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差异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差异显著。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不同地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明显与地方投资行为、政府行为以及财政能力等因素有关,而与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水平关系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需要关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的适度性,以及建立正常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机制的必要性。     

货币政策、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研究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房价波动对消费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并确定货币政策与房价对消费影响的两条具体路径。研究表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对消费影响的直接路径,也存在房价通过货币政策影响消费的间接路径。而且,这两种路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的时变特征。但是,房价对消费影响的直接效应不存在,货币政策通过房价影响消费的间接效应也不存在。     

土地财政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扩张是一个动态过程,且呈典型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传统市场因素对城市空间扩张的驱动作用明显,由于中国独特的财政制度和土地管理体制,土地财政成为推动城市空间扩张的显著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应不断完善土地市场体系,加快土地财政转型,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加大区域经济合作力度,在区域层面制定更有力的政策,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对我国房价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利用2002～2011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对我国房价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对房价的影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时滞效应;短期内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对房价的作用效果并无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但就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东部与西部地区仍以地方财政支出影响为主,而中部地区的情况却出现了逆转,土地出让收入对房价的刺激作用要显著大于财政支出。     

房价调控、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

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房价调控能否使资本流向非房地产部门？房价调控如果触发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宏观政策应如何应对？本文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引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将房价变动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联系起来。研究表明,由于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贷款筹集收入,房价管控导致的地价下降会带来地方政府收入的下降,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出现违约,那么房价管控带来的地价下降会降低地方政府从金融部门获得的抵押融资额,使非基建部门的融资成本下降,非基建部门投资和产出上升。而如果调控房价带来的地价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违约,金融部门资产受损,使金融中介减少贷款和提高贷款成本,带来整个社会的信贷紧缩,经济中各个部门的产出大幅下降。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有必要在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同时,使用财政资金补充银行资本金等多种方式稳定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将房价调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房产商与地方政府有限理性博弈模型的复杂性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地价控制行为和有限理性建立房产商和政府动态博弈模型,并分别用理论和数字模拟的方法对其复杂性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地价和房价、房屋产销量博弈的Nash均衡在现实中是通过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动态重复博弈达成的;若政府采取固定比率紧盯房价的模式管理地价,则政府对地价的控制决策决定区域房价均衡水平;均衡时,区域楼面地价与房价的比率是恒定的,且地价对房价的调整比率应小于最高地价房价比的2倍;政府税收和房产商建设成本制约地价调整并影响房产行业的产销量和价格,而区域政府可以通过延时反馈机制调控土地和房产市场。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

依据2011—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模型,考量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共同富裕呈正向作用,同时具有区域异质性与结构异质性,呈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具有中介效应,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技术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共同富裕实现。     

转型期中国土地出让收入和价格的演变规律——基于财政分权与经济目标的视角

针对当前突出的“土地财政”问题,利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转型期我国土地出让收入和价格是否由财政分权和经济目标考核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出让更多的土地来获得收支平衡,导致出让收入增加和价格快速上涨;在经济目标考核下,地方政府会采取工业和商业混合发展模式,工业上采取协议方式低价出让土地与商业上采取“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土地,两者之间差距逐渐扩大;房价和地区市场开放度也影响土地出让收入。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房价预期与城镇居民家庭股市参与——理论探讨与微观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分析了房价预期与家庭股市参与的关系,考察了行为金融偏差在房价预期影响股市参与过程中的作用,并根据背景风险、社会网络和户主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房价上涨预期通过降低居民家庭的股票收益率预期和增加住房资产,进而降低居民家庭的股市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2)“心理账户”以及“有限关注”的存在显著弱化了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股市参与的负向作用;(3)房价上涨预期对股市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的负向作用在收入风险更高、健康状况更差、社会网络水平较低以及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家庭中更大。因此,稳定房价预期能够通过提升家庭股市参与,进而从需求角度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汇率与黄金价格的非对称传递效应——来自全球八大黄金产消地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NARDL模型研究全球八大黄金产消地1990-2019年汇率波动与金价变动的联系。结果表明,长期看,主要黄金消费地印度、美国、土耳其金价对汇率下跌的正响应大于对汇率上升的负响应;主要黄金生产地澳大利亚金价对汇率波动的负向传递效应为正向传递的1.3倍;短期内,黄金供需弹性分化加剧主要产消地之间金价与汇率波动的异质性,欧元汇率波动对金价的传递以及中国、俄罗斯金价变动对汇率的传递均呈现显著非对称性。主要消费地应针对黄金对冲本币贬值时效与程度的差异适时优化外汇储备结构,主要产金地则须筑牢对金价波动引致汇率风险的常态化防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