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创新要素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测度与结果分析

创新要素配置在投入产出两个环节中生成大量不完全技术信息，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更加明显。从投入产出数据集合中提炼共同因子，与不可观测变量构成预测器，建立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分析随机变动方差构成，测度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程度。随机变动效应包括水平效应、稳定性效应和规模效应。投入产出效率自回归扰动项表示随机变动程度，将其细分为共同因子，计算预测器方差及其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协方差。基于669家上市公司月度、季度、半年度和年度技术研发数据，比较分析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程度及形成原因，引入脉冲响应法分析变量方差构成与变动特征，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研究:2008-2017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的发展,中国货币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也不断提高。基于2008年1月-2017年6月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总体而言,基准利率是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主要因素。分时间段看,贷款利率浮动限制放开之后,货币市场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显著提升;基准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影响略有下降,但仍然占主导。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定价的微观机制进行探讨后,本文发现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变化是中国利率传导效率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金来源和市场利率波动均是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就如何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对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经济波动、薪酬外部公平性与公司业绩

企业薪酬外部比较与公平是当前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本文以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发生巨大波动为背景,结合公司股权性质,研究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外部公平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进入紧缩期后,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与公司业绩相关性在繁荣期呈现的倒"U"型曲线变得更为陡峭,处于"拐点"的高管薪酬公平最优分位数也明显减小;普通员工薪酬的外部公平性与公司业绩也从繁荣期的不相关发展为紧缩期的倒"U"型相关。以上变化集中体现在国有公司中,私营公司无明显改变。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     

拉美危机后对中国经济改革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近年发生的拉美危机警示我们 ,必须高度警惕经济发展中的隐患 ,及时解决、缓解或防范改革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等倾向 ,为此 ,亟需增强我国经济体系的独立性和民族性 ,探索和形成一种超越一般市场经济理论、可以指导中国国情下的改革与建设事业的经济发展理论。     

新自由主义与阿根廷经济危机

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新自由主义"出发,即从新自由主义诸般理论主张到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种种实践,分析新自由主义改革与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关系,并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双重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双重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农业劳动人口、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尤其是农民工出现严重的生存危机,由此导致社会保障需求增加。结合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探究该群体社会保障建立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建立的措施,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