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参与成熟度的影响路径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个体间生活环境、知识背景及心理素质的差异性会直接影响稳评结果。公众参与成熟度是公众参与的衡量要素,由能力成熟度和心理成熟度两个方面构成。从能力与心理两个角度设计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内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心理成熟度直接影响能力成熟度,而能力成熟度又通过参与意愿影响着心理成熟度,两者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政府可以通过开展道德素质教育,改善公众参与动机,以提高公众参与心理成熟度及能力成熟度,最终整体提高公众参与成熟度,保证稳评工作的质量,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决策科学性。     

既有老年人照料设施安全疏散改造设计

我国已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照料设施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而既有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安全疏散功能还存在设计不规范之处。从建筑设计角度考虑,既有老年人照料设施安全疏散改造设计方案的重点是增设疏散诱导广播,完善疏散路线,改进安全疏散设施,合理增设避难空间等。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空间格局及结构体系研究

以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结合，基于地理邻近视角，验证了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突破地理近邻效应的局限，解析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全局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间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空间关联性质不同；网络化后的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各节点间联系紧密、网络结构稳定，并且可以确定核心行动者和边缘行动者角色；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较发达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存在较多溢出关系。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的社会监督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衍生了一系列网络舆情事件.对于在这种新媒体时代下网络传播的范围和速度,网络舆情事件的处理不当,会大大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这过程仅靠政府的监督已经无法控制当前的趋势.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和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社会监督正经历着从无到有的变化.虽然我国社会监督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社会公众的监督意识落后、参与性不高,社会监督主体之间缺乏沟通与配合,社会监督机制不完整以及奖惩措施不明确等问题.所以,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要以网络媒体为媒介,通过提高社会参与度、增加主体间协调与配合、完善监督流程等措施,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合力的监督机制.     

教育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与规划政策反思

县域是完成农民就近城镇化、实现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为基础的空间单元.在一些户籍人口规模大的县域,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是保障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而教育设施至关重要.通过剖取皖北太和县重点研究,发现该类县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基础教育驱动人口集聚的城镇化景观,现象背后折射出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用时空成本换代际流动的诉求,即该类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农村学生家庭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发生了从"半耕半工"向"半工伴读"的分工模式转变,家庭成员因就近陪读和远距离务工相结合而呈现横跨乡村—本地县城—异地大城市的时空离散.以教育为媒介,上一代在付出巨大时空成本的同时,下一代进行着"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社会习得,积累融入社会阶层体系的文化资本,乃至以考学作为通道,实现基于代际之上的城镇化.研究对于具体规划实践中,认识县域城镇化的特征趋势、扩大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中教育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问题研究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视角下的多元参与

201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布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其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和梳理,对食品安全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做了科学的监管安排,在立法层面上将食品安全纳入社会共治的轨道中,通过多种具体的制度体系,确立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模式,推动了统一、科学、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建构。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为例

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政治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上呈现碎片化状态,具体体现为行政权力划分不明晰、治理主体单一且主体间缺乏互补协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碎片化特征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导致其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面对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张力,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作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基础,该机制通过协调层级政府部门间的权责配置,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优势,拓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渠道,从而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信访“分类治理”的理路——以河南省西平县为例

学界对于信访分类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因“人”分类或因“事”分类展开,形成了信访分类治理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社会心理服务嵌入信访治理体系,为信访分类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因“心”分类,即按照信访人“心理诉求——利益诉求”的两分原则,将信访人分为利益型、心理型、耦合型和无意识型四种。本文以西平县信访治理实践为个案,提炼出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模型,并对该模型的治理理路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信访频次、情绪和事件的三维叠加形成了信访分类治理的参照维度,而地方政府对治理技术的灵活性运用则构成了信访分类治理的动态实践。本文为信访分类治理过程中信访人的心理诉求与利益诉求间的关系提供经验事实,并为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的信访分类治理理路提供分析框架。然而,受限于研究区域和案例数量,本文提炼出来的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模式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