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重约束的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研究

[目的]科学合理的适宜性评价是确保耕地整理能够有效开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对于我国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方法]该研究首先选取可以反映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的指标因子,然后参考胡学东提出的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引入区域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约束,对研究区域在双重约束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进行评价,并通过K-Means聚类法将研究区域的耕地整理适宜性分区进行合理划分。[结果]生态安全约束和社会经济约束对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水平具有重大影响,高生态安全约束与高社会经济约束会降低耕地整理的适宜性,低生态安全约束与低社会经济约束会提高耕地整理的适宜性。[结论]引入生态安全约束和社会经济约束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山地区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状态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情况,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可以更加合理准确地对处于约束条件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进行评价,是对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方法的丰富与完善。     

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盈余质量: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的数据,研究社保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我们用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作为测度盈余质量的指标,发现社保基金持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发布财务重述的概率,这表明社保基金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社保基金的这一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差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弱化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说明社保基金持股和盈余质量提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称之为社保基金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保基金可以通过抑制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增加机构调研次数等途径提升被持股公司的盈余质量。本文有助于认识和评估社保基金持股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督与治理作用。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荣誉的力量: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多元机制研究——来自中国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的证据

创新政策一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是一种具有市场导向性的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政策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的原因尚不清晰。选取对我国技术突破有重要作用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采用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聚焦2011年国家对软件与集成电路行业的两个税收优惠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非发明专利申请无显著影响。融资约束、企业避税行为等是税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另外，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规模、产权和区域企业有不同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产出促进作用更大。从税收优惠政策长期影响看，该政策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存在时滞性，而发明专利申请在政策发生当年就显著增加。研究结论可为明晰税收优惠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