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价格、信息不对称与农户精细管理技术投入——基于质量识别能力差异的视角

近年来,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已然成为中国农业生产所必须面对的内在挑战。对于机械作业难度相对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作物而言,在缓解劳动力约束瓶颈的同时,更应通过精细化的果园管理,以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提高其市场价格。然而,由于农产品具有典型的经验品属性,在信息不对称的外部约束下,农户通常难以获得应有的"质量溢价"。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果品质量关键环节的精细管理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在劳动力价格上涨背景下农户精细管理技术投入的决策机制,以及在不同农产品质量识别程度中,劳动力成本变化对其影响的异质性,并基于全国18个省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交易对象质量识别能力的提高,能够缓解农户与购买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将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给购买者,使农户获得更高的销售价格,进而在有效提高农户精细管理技术投入水平的同时,能够弱化劳动力价格对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研究

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可以总结出其具体路径。选取1985-2017年中国年度数据和1960-2017年美国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广义和狭义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之间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可以得出高质量发展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即拓展并细化产业转型升级维度;注重不同产业间的配比，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配比;重视并确立制造业的根本地位;提升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驱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军民融合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在全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军民融合协同创新通过促进新知识涌现、推进新产业集聚发展，最终汇聚经济发展新动能，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在提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组织框架基础上，将发展模式归纳为以分享经济为背景的资源共享模式、以新型研发机构为核心的第三方模式、以产业联盟为核心的产业链拓展模式和以交易平台为核心的“PPP”模式，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区际产业转移关联溢出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大背景，使用1999-2016内地年30个省市、27个二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定量测度区际产业转移，选择产业关联较强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投入产出法识别关联产业、测算其关联产业溢出，利用2004—2016年内地28个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关联产业溢出效应与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的关系、产业转移中的关联产业溢出与电子设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2014年中国工业空间基尼系数出现拐点，总体工业由之前的分散转移转为新的集中转移，而电子设备制造业仍处在向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集聚的分散转移中；②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中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且促进了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高质量发展；③产业转移中第三产业关联溢出效应对电子设备制造业分散转移的作用高于工业，但工业的关联溢出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明显高于第三产业。     

非互惠的零关税待遇是否促进了受惠国的出口多样化——基于中美对非洲贸易政策的比较研究

非互惠的优惠贸易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社会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为了评估该政策的效果,本文以中美对非洲实施的零关税待遇为例,采用2001—2017年HS8位贸易数据从整体、行业和区域层面评估了两种政策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零关税待遇分为AGOA-GSP和AGOA-服装两个条款,中国零关税待遇(FOCAC)在遵循WTO规则、受惠商品范围、受惠国家标准、原产地标准及政策有效期方面均优于AGOA-GSP,但在原产地标准灵活度和政策优惠力度方面低于AGOA-服装。这些特征导致三类政策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的影响产生显著的差异。整体上,FOCAC和AGOA-服装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AGOA-GSP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层面,FOCAC对受惠国制造业、矿业和农业的出口多样化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AGOA的两个条款对受惠国三个细分行业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均不显著;区域层面,三类政策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的影响仅在部分区域发挥效果。     

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吗?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以中美贸易为例,探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在稳就业、稳外贸以及应对贸易摩擦中的作用机制。首先基于1994-2020年季度数据发现:中国就业的波动较平稳;净出口则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国就业和净出口呈现弱顺周期。这些周期特征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构建了一个含有不完全金融市场和价格不完全传递的对称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本国出口退税冲击和它国技术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就业和净出口的周期特征,其中财富效应和由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支出转移效应是主要的内在传导机制。借助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反事实实验发现:中国单方面提高1%出口退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5%,净出口增长0.28%,呈现较强持续性,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当中国提高1%出口退税和美国提高1%进口关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3%,净出口增长0.16%,呈现较强持续性,勒纳中性不成立,此时出口退税在稳就业和稳外贸中的作用尽管有所削弱,但依然有效。     

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机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嵌入性视角，分别引入知识转移、合作模式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深入探究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内在机理。利用277份来自全国多地的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型和社会型关系质量均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社会型关系质量通过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在契约治理模式下，经济型关系质量更倾向于通过元素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在股权治理模式下，社会型关系质量更倾向于通过架构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The dark side of innovation: How new SKUs affect brand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consumer uncertainty and learning

New product activity is critical for sustained success of consumer packaged goods (CPG) brands. However, the impact of new SKUs on the perceived quality,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subsequent choice of the brand as a whole is, as of yet, not well understood. The authors study how new additions to the brand line shape consumers’ quality perceptions, and how this – next to the mere line length effect – influences their choice of brands over time. They do so in the setting of an emerging market (China), where new product activity is particularly pervasive. Using a unique scanner panel dataset of Chinese households over the period 2011–2014, they estimate a Bayesian learning model that accommodates varying quality, on two CPG categories, and for two types of new-product additions (new sensory SKUs vs. new non-sensory SKUs). They show that while adding new SKUs may lift the brand’s perceived quality level, it also makes consumers more uncertain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rand – dampening their brand choice. This holds especially for light customers –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rand clientel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