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的FTA贸易伙伴选择-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TA数量的增长和层次的提升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下一步应该如何选择FTA对象?文章基于ADBMRIO和OECDICIO的国别(地区)贸易增加值数据,通过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FTA数量和FTA层次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FTA的建立使中国与成员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目前FTA对贸易增加值的作用仍然以广延边际为主,FTA深度对贸易增加值的集约拉动需要继续加深;与传统贸易活动相比,FTA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更加突出.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竞争力的提升有显著的帮助;与中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FTA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理距离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正在逐渐下降.因此,中国应加快FTA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增加FTA数量的同时,加强FTA的深度建设,注重FTA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在亚洲邻国的基础上,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FTA谈判步伐.     

Government debt and fiscal execution efficiency

Governments have used deficit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yet many still face fiscal debt problems. Thus, this research uses Range Directional Measure Dynamic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model with negative data to explore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from 2011 to 2018. This article has three major contributions: (1) The research uses RDM Dynamic DDF model with negative data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egative values on input and output data and uses dynamic model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past research. (2)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different fiscal budge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uses the Wilcoxon Test to explore the efficiency differen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3)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entral subsidies and government deficits (debts) of local governments on fiscal efficiency, and discusses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fiscal execu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even counties and cities with the best efficiency, and seven local governments with poor efficiency. (2) The fiscal performances of outlying islands and eastern local government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western local governments. (3) Kaohsiung City has the highest accumulated debt and Tainan City exhibits po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网络强度、组织冗余与创新模式——对200家样本企业问卷调研数据的实证检验

通过社会网络带来资源冗余进而对创新选择产生影响，这一机制已成为当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运用200份企业样本调研数据，对网络强度、不同类型组织冗余及两种创新模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网络强度显著正向直接影响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网络强度还通过正向影响未吸收冗余对两种创新产生正向间接影响作用;未吸收冗余与创新模式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而吸收冗余在三者影响路径关系中检验结果不显著，可能是受企业自身因素或条件影响所致。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3点重要管理启示。     

基于关键节点与关键路径的专利集群网络演进研究

专利作为技术和知识的重要载体，是研究技术演进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信息源。目前缺乏针对专利集群网络中关键节点与关键路径中节点的比较分析和技术知识挖掘。构建基于关键节点和关键路径的专利集群网络演进模型，从两个层面综合分析技术演进特征。检索德温特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 Index)得到碳化硅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iC-SBD）相关专利作为实证数据，时间跨度为1986-2017年。结果表明，SiC-SBD专利集群网络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其中，萌芽期专利主要涉及基础技术，成长期为器件结构，以完善器件结构、改进二极管性能为主要研究方向。近年来SiC-SBD专利年增长率下降，技术发展速度放缓，专利价值更多体现在其商业价值上。SiC-SBD专利集群网络关键节点与关键路径中节点重合度较高，核心专利识别可通过多视角分析得到。通过关键节点与关键路径分析专利集群网络演进过程，有助于更全面呈现技术演进过程，为决策者识别核心专利、预测技术发展提供参考。     

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研究

整合组织动机和期望确认理论，从购买动机视角探讨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将购买动机分为效率动机、规范趋同动机和模仿趋同动机，阐述购买动机对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影响的微观机理。以198家购买过云计算技术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间的关系，并检验满意和认知锁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购买动机正向影响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满意和认知锁定在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各购买动机的中介作用路径呈现差异化。其中，效率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和认知锁定部分中介，模仿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部分中介，规范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认知锁定部分中介。研究结论打开了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黑箱”，对于企业深入理解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促进突破性技术在持续采用过程中发挥真正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金融支持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问题及策略研究

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应用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引入现代金融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目前我国国防知识产权转化工作在组织管理体制、工作运行体系、法规政策制度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初显成效，但仍面临整体转化形势不容乐观、金融支持体系尚未成熟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国防知识产权与发明人割裂导致一般金融产品难以通过审核，使融资渠道狭窄；其保密性进一步加大了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防知识产权专用性较强，相应抬高了融资成本。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出3条改进措施，以实现对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金融支持，即①从顶层设计上优化解密脱密流程，明确发明人与知识产权的权属关系，细化财税优惠等支持措施；②加强政府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引导创新利用多元社会资本进入支持转化领域；③建立各主体参与的金融服务协调保障机制、监测评估体系，启动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金融支持试点工作，构建符合国情的国防知识产权转化金融支持体系。     

国家高新区设立能够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261个地级市TFP分解数据的路径分析

国家高新区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载体，文章利用2001-2014年我国261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TFP的分解项来看，高新区设立促进了所在城市规模效率提高，却抑制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作用具有显著城市等级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城市设立高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土地转让数据、城市专利数据等进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间资源错配和土地价格扭曲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技术创新下降和产业升级钝化是抑制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为例

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政治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上呈现碎片化状态,具体体现为行政权力划分不明晰、治理主体单一且主体间缺乏互补协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碎片化特征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导致其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面对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张力,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作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基础,该机制通过协调层级政府部门间的权责配置,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优势,拓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渠道,从而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基于标准数据的创新程度提升路径研究

创新程度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趋明显，但目前创新程度常以专利作为测量值。随着标准在产业发展中引导性增强，作为创新重要产出的标准在创新程度提升中的地位日渐凸显。提出一个以标准数据为依据，通过对标准创新程度值的测量，结合国际国内创新程度四分图模型，研究具体领域创新程度提升路径。以信息技术应用领域标准为分析对象，结合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标准和中国标准，确定信息技术在各应用领域创新现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在办公系统和银行业务两个领域应用的国际国内创新程度都很低，应在完成产业升级后逐渐淘汰；其在健康关怀领域应用的国际发展前景良好但国内创新程度很低，是重点研究领域。随后，对信息技术在健康关怀领域应用的国际和国内标准具体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与国际发展存在差距，并以国际国内创新程度为依据对位于四分图不同区域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创新程度提升提出合理建议。     

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的测算——基于资本项目名义开放指数的借鉴

长期以来,人们只看重货币国际化结果,以占全球贸易计价结算比重、外汇交易比重、国际债券比重、外汇储备比重等相关指标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而忽视货币跨境流动放松过程,即一国货币的跨境流动自由化程度。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结果,包含进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过早过快放松本币流出入会引发经济金融风险,某些情形下进程比结果更值得关注。构建人民币跨境自由度指数涉及强度赋值、项目设置和权重确定三方面内容。在梳理2019年第2季度前我国货币政策基础上,对2008年至2019年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证券投资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以及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进行评估,并以美国近5年各项目下的资金流动平均占比为权重,构建了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指数,考察2008—2019年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程度,结果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较快,跨境流动已得到很大程度放松,而且人民币流入自由程度显著高于流出自由度。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持续遵循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先流入后流出、先机构后个人、先大额后小额、先风险小项目后风险大项目的次序,提高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稳定性,降低无序流动的投机风险;严格管控证券投资、其他投资、衍生品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并依据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及审慎监管能力进行调整;大力提升经常项目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提高非居民间的人民币使用频率和使用规模;充分评估各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和本外币兑换自由度,提高两者的协同匹配程度,降低因两者不匹配而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