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成效的探究——以毛纺厂项目为例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住房保障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出台关于廉租房和公租房并轨管理的相关政策,广州市政府针对实际情况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采取措施,公共租赁住房成为了住房保障体系的主体。文章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和考证了广州市毛纺厂项目的建设和成效,进而分析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现状。文章通过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对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关于金融工具列报相关实务问题探讨

实务中,关于可续期借款属于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这一问题存在分歧.本文基于对相关案例的分析,指出应依据可续期借款合同条款及交易的经济实质,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规定来做出判断.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不平等状况及变动趋势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住房不平等状况及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住房价值不平等程度较高且呈增加趋势,而住房面积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且在逐渐下降;住房不平等程度会随着收入层次的降低而显著增加,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住房不平等组内差距较大,且呈增大趋势,但组间差距仍显著存在。本文建议,政府应当加大住房价格调控力度,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税法和住房保障制度,促进住房资产的合理分配。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