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为了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保持协调统一发展。文章在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当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协调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新型城镇化

在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将产业结构调整引入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研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复合指标体系,选择空间滞后计量模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新型城镇化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新型城镇化的边际效应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函数。基于此,提出了区域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根基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区域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空间外溢效应,加强区域之间城镇化经验的交流与合作;加大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力度,提高金融业服务于工农业的效率,推进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航空运输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以上海浦东机场为例

对上海浦东机场建成以来航空运输规模与浦东新区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产出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目前两者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浦东地方经济发展支持航运规模扩张,尚未进入到依托航空便利以及临空经济区产业扩散效应引导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但在部分行业中航空运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已有所显现。考虑到浦东新区临空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事实以及国际上著名临空经济区的发展经验,可以预见,随着浦东临空经济区的成熟,浦东机场巨大的航空运输优势将成为引导浦东新区乃至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近年来城镇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且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在推动社会发展、推动经济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由于缺少必要的空间规划,乡村空间使用以及土地整治工作出现了较多的问题,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发展不平衡,这严重影响了乡村地区的发展与建设,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当对乡村空间进行重构,并通过土地整治等方式,提高乡村用地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使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可以实现平衡发展。文章对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的意义进行分析,探究当前乡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土地整治的角度出发提出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策略,最后探讨乡村空间重构的基本内容。     

制度空间下国家级新区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

制度空间是特定的地理空间中某些被建构并产生有效影响力或影响范围的制度,它是我国国家级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推动空间重构的重要因素。建构了"制度空间—行为选择—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空间分析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对两江新区的制度空间、主体行为与空间重构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两江新区经历了构想空间、产业空间到消费和居住空间的重构过程,"强激励"与"弱约束"的制度空间扩大了主体行为的空间与资源,是空间重构的内生性力量。地方政府借助制度空间条件,通过空间规模扩张、空间开发垄断和空间场所营销等"理性"行为,在发展初期实现了对空间开发的主导和操纵。随着建成环境的不断完善及地方政府的制度实践,企业"趋利性"投资促进了空间转型和土地升值。原农村居民的"服从配合"和空间让渡助推了空间重构,而不断壮大的富裕和中产阶层通过空间消费,逐渐成为空间重构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承担产业结构调整之责?

国外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先例,所以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议题。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产生"结构性"的非对称性效应,当跨越资本投资影子价值"均衡点"后,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预期目标并不会产生;在实证层面,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当滞后1—9个月后,货币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指标和"结果"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随着滞后期增长,货币政策并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此外,无论是在"过程"层面还是在"结果"层面,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是货币政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间不存在互动效应。研究综合表明:作为经济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只能视为短期性、暂时性经济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常态化工具。     

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制造业内部生产结构调整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成立。文章进一步以城市间、产业间和企业间三种资源配置形态为影响机制,分析外资进入作用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城市内产业间和企业间资源的再配置效应促进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其中前者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源从中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后者表现为持续生产企业间和企业进入退出间生产资源再配置。外资进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来自非港澳台地区和以独资方式的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外资进入对内陆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