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关于金融工具列报相关实务问题探讨

实务中,关于可续期借款属于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这一问题存在分歧.本文基于对相关案例的分析,指出应依据可续期借款合同条款及交易的经济实质,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规定来做出判断.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与外部环境复杂,我国企业面临着诸多全新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创新与企业家的信心显得尤为珍贵。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的关系。通过我国2014-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能够提高企业创新,但过度自信促成的创新却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绩效。我们肯定管理者的乐观与自信是如今非常时期宝贵的品质,但切忌盲目自信,才能行稳致远。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利用各省份调整二氧化硫排放收费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主要表现为企业过度投资时环境规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企业应该积极调整投资战略,着眼于长远发展,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以更好地应对环境规制政策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短期成本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