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及质量评价

［目的］为推动楚雄州旅游扶贫工作进程，使楚雄州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文章研究了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方法］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楚雄州基于旅游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采用打分法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以及专家对楚雄州五大类型乡村景观的每个指标进行打分，并通过加权法计算各类型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综合评价指数，对其进行评价。［结果］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较均衡，接近于平均分布。5大类型中民俗文化型景观质量最优，其次是景区带动型、生态环境型和城镇依托型，产业融合型景观质量最差。［结论］发挥楚雄州特色，大力发挥民俗文化型乡村景观在旅游扶贫中的带动作用，鉴于景区带动型乡村景观是地区乡村旅游名片，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其建设力度，提升景观综合质量。由于产业融合型乡村景观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楚雄州应继续保持对其开发、摸索和实践。     

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进行评价，对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提高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择2011—2016年为时间结点，将熵值法与加权评分法两种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榆林市和延安市21个“国家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研究陕北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其精准扶贫效应，并对其做出评价。［结果］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经济效应总体为显著，且延安市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及生活水平方面，乡村旅游产生的效应不显著；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比较显著。［结论］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总体处于显著和较显著两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于合作博弈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集聚度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集聚是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利于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区域竞争力，同时，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探讨集群过程中涉及的不同利益主体及对乡村旅游的贡献，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乡村旅游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对象，建立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三者的集合，通过合作博弈论以及Shapley值分析乡村旅游集聚过程各参与者的贡献率。［结果］V（F）=V（P）=V（G）=0，V（FP）=60，V（FG）=70，V（PG）=60，V（FPG）=80，说明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的联盟可以获得最大的集聚度。同时，Shapley值结果表明，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经过合作后的集聚度均有所提高，且在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三方合作博弈的前提下，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对合作均做出了贡献。其贡献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旅游企业、政府和农户。［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的合作联盟，有效提高其集聚度，实现乡村旅游集聚和各个参与者的双赢。     

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乡村旅游产业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生态环境受损、利益分配不均等原因,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冲突。文章重点分析了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并构建出"地方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企业-当地居民"等主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策略选择受监管成本和非保护性开发造成损失的综合影响,通过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能够提高企业采取保护性开发策略的概率;通过完善乡村旅游开发的全流程监管机制,增强当地居民的合法利益保障,提高当地居民的参与度,有助于建立对旅游企业的多方监督机制,实现乡村旅游开发的有序推进和整体效益的提升。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河南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以固始县为例

[目的]为有效测度、评价和提高河南省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构建了河南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并根据该指标体系对河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固始县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进行评估。[方法]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采用加权评分法计算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综合得分值。[结果] 2016年固始县旅游扶贫绩效综合得分为91. 66分,根据该文确定的等级评价标准,其旅游扶贫绩效处于良好等级。对旅游扶贫效益综合得分值贡献最大的指标是贫困户脱贫率,2016年固始县贫困户脱贫率为60. 61%,脱贫综合成效明显。通公路率、计算机普及率、基本养老保险普及率、沼气入户率是限制固始县旅游精准扶贫绩效等级提升的主要指标。[结论]开展乡村旅游对河南省脱贫攻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加大对发展旅游扶贫的支持力度,最大效用发挥乡村旅游在扶贫工作中的效益。且下一步旅游扶贫要着重从提升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入手。     

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北京市怀柔区西庄村为例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旅游作为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手段，而旅游业的发展对乡村用地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典型城郊旅游村庄西庄村的用地格局演变展开研究，识别当前旅游用地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对合理划定村级“三生空间”和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ArcGIS空间分析和马尔科夫模型，对1985—2017年西庄村用地格局演变进行定量研究。［结果］在旅游业影响下，西庄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持续扩张，耕地、园地和林地持续缩小； 用地功能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居住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的多功能转变，且各阶段转变的主导类型不同； 以旅游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扩展强度呈倒“U”型趋势，不同阶段表现为渐进式蔓延扩展、爆炸式多点扩展、填补式内涵挖潜和稳定有序扩展模式； 旅游区位优势、旅游市场需求、先锋农户带动及政府乡村旅游政策是典型城郊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的主导因素。［结论］乡村旅游业发展应结合村级“三生空间”划定，科学划定产业用地空间，控制旅游用地无序扩张，促进乡村空间有序发展。     

不同偏好农户秸秆处置决策选择及政策启示*——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目的］秸秆有效处置需要政府和农户相互协作。文章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秸秆处置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并进一步解析不同偏好类型农户秸秆还田决策的约束条件。［方法］基于适度社会化个体偏好理论，通过分析政府和农户不同决策策略下的支付函数，采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农户和政府之间的动态演化模型，分析双方演化稳定状态的不同参数要求。［结果］（1）秸秆处置选择上，相对焚烧意愿强的自利型偏好农户，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还田意愿更强； （2）不同偏好类型的农户在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其偏好会发生挤入或挤出效应，即由自利型偏好转为社会型偏好或者相反。［结论］解决秸秆焚烧等现象的有效措施是促使农户偏好结构的转变，增加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由此获得的政策启示是，加强政府政策宣传、技术推广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以及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培育，促使自利型偏好农户向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转变，对提高农户秸秆还田等农村环境治理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意义重大。     

基于土地利用的北京市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农业的生产功能逐渐被弱化,农业的生态功能越来越凸显重要作用,估算农业的生态服务价值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主要是参照谢高地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值表,即用全国生态系统的平均服务价值来估算不同区域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这与北京的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定位及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功能定位是不符合的,因此是不太恰当的。文章以北京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为研究目标,在全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对北京市300多位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学者进行问卷调查,对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进行有依据的修改,制定出更适合北京区域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单价体系,并以此表为依据测算了2013年北京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的理论值与现实值。研究发现北京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十分巨大,文章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北京生态系统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可以用于已知土地利用面积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估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为精确的结果。     

湖泊水上农业试验研究

我国910万hm2天然湖泊中,8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富营养化是由于湖泊中氮、磷等营养元素过度富集而导致水生生态失衡的异常现象,从环境角度看,这是一种灾害;但从资源角度看,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农业资源。该研究利用“生物浮岛”技术,在武汉沙湖进行了湖泊循环农业的试验,将30种陆生和湿生植物利用“生物浮岛”技术,通过“水上花园”、“水上菜园”、“水上草原”、“水上稻田”等农业形式转移到水面栽培。试验表明,27种植物生长良好,植物产量高于陆地,而且重金属和亚硝酸盐含量均远低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可以作为绿色食品或安全饲料进入市场。生物浮岛水上农业可以变“污染”为“资源”,实现农业与环保双赢,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矿业权价值评估参数值选取

文章认为，正确选取参数值对矿业权价值评估合理与否意义重大。文章分析了影响矿业权价值评估因素特征，对如何科学、合理选取可靠的参数值进行较为详细地阐述。     

GIS支持下城镇土地定级研究  ———以河北省高阳县为例

城镇土地定级是对影响城镇土地质量的各种经济、社会、自然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按评价值划分土地级。在全面收集影响高阳县城区土地级别因素资料的基础上,应用MAPGIS土地定级系统,编绘高阳县城区土地定级因素图;再应用多因素综合评定法,根据影响因素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初步评定城区各类用地级别;利用土地市场交易资料测算和专家评议等多种方法相互验证、相互补充,最终确定土地级别。     

甘孜州农牧区县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与特征分析

[目的]对甘孜州各县市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探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制定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对提升县域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建立涵盖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大模块共计24项指标的评价体系,选取发展较快的2007—2014年为研究时段,运用极差法、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GIS工具,对甘孜州各县市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结果](1)全州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平均值为0. 500 8,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中康定市得分最高,石渠县最低,县市之间呈现两级分化。(2) 2007—2014年全州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增幅0. 262 6,年均增速13. 77%,所有县市均处于上升过程,但县市之间增速不一,发展差距逐步扩大。(3)全州发展协调度平均值为0. 390 5,协调度较低,各县市均处于轻度失调或濒临失调水平。(4)发展水平、活力、协调度较高县市均集聚于州东部和南部,尤以东路片区最为典型。[结论]下一阶段需依据各县市实际,立足优势,制定实施合理的发展规划,缩小区域差异,提升综合发展水平。     

基于公众参与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研究  ———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

我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忽略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文章通过对浙江省温岭市694户居民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从耕地资源功能和环境资源价值两个角度,分析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程度;从耕地资源破坏、耕地保护责任与目的、耕地补偿标准等方面,分析公众对耕地资源现状及其保护的认知程度。研究表明,公众的耕地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认知仍存在不足和误区;城市居民的认知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通过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职业和是否参加过环保活动是影响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加强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宣传力度和环保教育是提高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程度的首要任务。此外,还应通过完善耕地补偿机制,对农民的耕地保护行为进行补贴等方式来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苹果产业的实证分析

目的 苹果是我国第一大水果,苹果产业对主产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研究苹果产业集聚对苹果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各生产要素对苹果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对苹果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方法 文章以我国七大主产区的苹果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产业集聚理论为支撑,基于2001—2018年该区面板数据,用C-D生产函数构建了主产区的苹果产业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主产区的苹果产业集聚对苹果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 （1）区位熵对苹果产值的弹性为0.396,表明苹果产业集聚对苹果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2）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投入对苹果产值的弹性最大,达到0.827,体现了苹果产业的高投入特点;（3）技术溢出对苹果产值的弹性最小,为0.336,表明技术对苹果生产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4）劳动力对苹果产值的弹性为负值,表明随着产业的发展,果农逐渐用资本等要素替代劳动力。结论 苹果产业集聚增加了集聚地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促进了集聚地种植业生产结构的升级和苹果生产技术的传播推广,推动了集聚地苹果产业的经济增长。     

基于GIS技术的基本农田划定研究  ———以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为例

基本农田的划定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将高质量的耕地划入基本农田,是土地利用规划的基本要求。作者结合编制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践,运用GIS技术和相关评价体系,通过对耕地图斑的"评分"、"排序",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基本农田的划定方法进行探讨和研究,并依据得出的决策模型划定金溪镇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共1 586.59hm2,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已达到上级规划下达的指标,为促使土地利用规划工作更加高效和深入的展开做好基础工作,也为西南丘陵山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基本农田的划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我国国土资源规划体系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国土资源规划管理的现状，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土资源规划体系、国土资源规划体系中各类规划的相互关系、作用以及国土资源管理与国土资源规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