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及企业异质性差异，通过以创新程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第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小规模企业中比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成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民营企业成长进而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541家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分指数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非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支付便利性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个渠道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大型民营企业。本文为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效应研究

企业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从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使用行业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随着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会不断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更有利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这些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加强了对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效应、机制的理解。     

实现金融“普”与“惠”的互动发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降低成本的视角

普惠金融面临着“惠”与“普”难以实现互动发展的困境，制约其高质量发展。本文系统分析普惠金融本质，探究“惠”推动“普”实现互动发展的关键，厘清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机理。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以“惠”为根本推动“普”，“普”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作用促进“惠”，实现互动发展；“薄利多销”为其盈利模式。实现互动发展的关键在于降低普惠金融产品的平均成本；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机理为依托数字平台网络效应、数据信息非竞争性以及数字技术去中心化分别降低获客成本、风控成本和交易成本。然而，数字普惠金融仍存在服务边界。最后，提出搭建“三角平台”运行载体，做实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设施保障。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融资方式的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高效连接企业外部金融资源,对中小企业内部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融资方式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不同的融资方式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融资方式的传导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内源融资和债务融资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然而作用机理有所差异,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内源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而通过降低债务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股权融资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金融不仅直接促进企业创新,同时间接地通过增加股权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科学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和差异化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量、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数量规模的作用效应大于质量的作用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效应在老龄化程度高、政府财力大的地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能力。使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提出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以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成长型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影响的定量分析

以创业板上市企业2009-2014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定量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强政府补贴资助力度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促进作用;企业利润越高、规模越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目前,各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成长型创新企业发明专利产出,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知识产权保护抑制实用新型专利产出。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增加、政府补贴提高、企业利润水平提升、规模扩大等都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对于外观设计申请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创新网络中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交互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共享经济环境下区域性创新网络的形成,推动了网络中不同企业节点的协同发展。伴随着企业的市场发展需求,依据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知识搜索和产权交互成为企业间协同创新的重要内容。基于企业间竞合理念,从创新网络中企业节点间互动机制视角出发,探讨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交互、实际吸收能力、知识产权风险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交互与创新绩效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实际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直接显著作用,并且部分中介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交互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另外,知识产权风险能够正向显著调节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交互与实际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创新网络企业间自主知识产权交互和实际吸收能力,并在有效规避知识产权风险的同时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数字金融能否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效用识别、特征机制与监管评估

针对缓解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要求,本文采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数字金融视角切入,深入考察其与企业融资困境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至关重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缓解效应将得到显著加强;在考虑到企业自身属性的条件下,数字金融发挥的融资缓解效果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地,数字金融不仅能通过改善融资结构和市场化水平等宏观路径缓释企业融资约束,也能借助降低企业融资费用和杠杆水平等微观路径缓解融资约束;特别地,相较于数字金融弱监管环境,在强监管环境下数字金融的融资缓解效应更强,同时也更有益于疏通宏微观传导机制。为此,应围绕数字金融政策扶持、金融领域创新赋能、监管科技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重点关注数字金融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有效纾解企业融资困境。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普惠金融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吗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机制分析

运用中国283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正向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两种效应具有阶段特征和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网络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RCEP 框架下企业 OFDI 技术利益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及其技术利益格局会深远影响成员国的后续科技创新与合作。本文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技术利益，结合企业、环境、东道国与OFDI特征研究中国企业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问题。研究发现：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实现技术利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管理效率的提升强化技术利益的实现能力，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化技术利益实现的动机。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能实现更多的技术利益，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技术利益实现水平；企业OFDI水平越高、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技术利益实现效果越好；投资到RCEP国家的企业相比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技术利益。     

Enterprise life cycle,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nks—Evidence from China

Financial technology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finance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financial services model.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has influenced the behaviour of commercial banks. It has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it has promo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is paper, it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nks through positive analysis. As well as to explore how the age of enterprises listed and enterprise life cycle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nk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banks from 2011 to 2021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 that financial technology promotes bank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while, the age of enterprise listing and enterprise life cycle play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promoting bank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is paper,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the number of monthly active users of mobile banking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nks, which enriches the study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t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nks.     

军民融合"隐形冠军"企业创新特征研究

中小企业一般专注于某一细分行业产品研发、生产和经营,具有较高市场份额但社会知名度较低。当前,我国军民融合战略由初步融合进入深度融合加速阶段,“隐形冠军”企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分析军民融合“隐形冠军”企业内涵、发展现状与需求发现,军民融合“隐形冠军”企业具有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融资创新、市场创新、价值链创新5个维度组成的创新特征,并结合案例——军民融合“隐形冠军”企业高德红外进行剖析,认为提升军民融合“隐形冠军”企业创新能力,政府应从加快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建立健全金融财政支撑体系等方面营造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企业应从培育企业研发人才队伍、构筑创新型企业文化及抓住发展机遇等方面培育其核心竞争力。     

制度跃迁视角下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离不开制度支持,但现有关于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并以静态的制度框架为出发点。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视角,探讨动态的制度变迁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以2014年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改革为背景事件,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改革所建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一次典型的制度跃迁,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显著增加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成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机制检验中发现,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解读中国从法制到法治建设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影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