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从宏观金融视角,构建了江西省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农村金融支持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效率可分为储蓄动员效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和投资投向效率。近年来,受投资投向效率不稳定影响,江西省农村金融效率出现小幅波动。江西省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其中,投资投向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储蓄动员效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的薄弱环节。若想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在关注金融资源投向的同时,更要提升储蓄动员效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     

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支持地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方向研究表明:娄底金融发展是地方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是单方面的,即金融发展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而娄底经济增长没有促进金融的发展 金融发展是一个地方区域金融深化过程与达到的水平,它包括金融结构和金融增长,金融结构是区域金融发展的质,而金融增长是区域金融发展的量.金融发展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比率及投资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到了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     

区域经济增长中金融中介贡献度的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提的计量分析方法,深入地区层面,从社会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三个角度出发,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金融中介贡献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三个主要结论:金融中介发展与社会储蓄的持续攀升关系不大;金融中介的发展对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投资效率不高;金融中介市场的开放,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我国金融产业与工业化进程的互动及其发展战略

一、工业化进程与金融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的内在机理 工业化进程与金融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的内在机理简单地说就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收入水平增加,进而又提高了储蓄水平,而金融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储蓄率与储蓄-投资转化比率,从而增加了投资,投资的增加则使产出增长,并通过金融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的提高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从而使工业化进程更为加快.两者互动关系就处于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如下图).     

新疆地区金融运行效率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投入总量,更取决于金融效率的进步,对新疆地区而言,因其相对有限的金融资源总量,故提高金融效率的意义更为重要.本文利用1981年-2012年的数据,根据新疆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银行为主要金融中介,选用地区银行的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与资本的配置效率数据,实证新疆地区银行的金融效率,并进而研究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相关性.     

金融储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与验证

在有关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决策过程中,往往将金融的发展可动员更多的国内储蓄,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本文则对这个前提本身进行了分析与验证。作者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评述了"需求跟随论"与"供给引导论"的理论争论,而且利用统计方法和计量方法,对金融储蓄率与国内储蓄率和金融储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国内储蓄的前提是成立的,金融储蓄的增长同经济增长是相关的,本文所发现的统计规律,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决策提供了科学的证据。     

浅析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以及影响因素

储蓄与投资相辅相成,资本投资本身源于储蓄,两者之间需要不断的进行转换。储蓄的有效转化体现在资本投资上,这是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力量。目前,我国储蓄投资的总量非常大,但是结构方面需要不断的完善。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主要是因为存在地区差异性,还有我国政府力量、金融结构也将是影响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必然因素。本文着重从储蓄投资转化的概率入手,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旨在缩小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地区差异性。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经验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经验金融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金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主要起到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作用。金融配置资金资源的数量增长很快。总体看,金融有效地将资金资源转化为投资,并盘活数量巨大的金融资产。持续快速的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的金融机制研究

根据转化过程中机制发生的媒介主体不同,储蓄-投资转化分为财政转化机制和金融转化机制两种.财政机制是政府计划为主的经济运行下,储蓄-投资转化的主导机制.如果经济运行体制是以市场体制为基础,储蓄-投资转化的主导机制则转向了金融机制.     

资产流动性与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本文讨论了金融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金融通过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减少资源闲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本文提出并讨论了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的价值问题。最后，结合 中国经济的现状，提出改革金融体制，深化金融、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政策与经济低碳转型——基于增长视角的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政策在经济低碳转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清洁(绿色)与非清洁(非绿色)生产部门、定向技术进步、金融约束与金融政策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基于模型的理论证明与数值模拟,我们发现:(1)清洁部门相对非清洁部门更强的金融约束会推迟经济低碳转型过程、导致环境恶化,绿色金融政策能够缓解清洁部门的金融约束。(2)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增加清洁部门的产量,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促进经济实现低碳转型并阻止环境恶化。(3)通过金融政策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相比部分财政政策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两类政策存在组合搭配的空间。(4)在疫情冲击后加大绿色金融政策力度,将有益于实现“绿色复苏”,并有可能以相对平时更低的成本,加快“碳达峰”与经济低碳转型的进程。     

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在引入结构转型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化和金融结构)对于产业升级促进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给定一国的发展阶段,不仅存在最优技术进步方式和最优产业结构,还存在一个对于金融深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低于这一临界值的国家将难以实现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缓慢递减的特征。在资本积累相对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模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首先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并推动金融结构转型和制度完善,以实现对创新型产业的有效金融支持,否则很可能陷入“模仿陷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揭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转型过程。     

金融发展理论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

金融发展理论已经由早期的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M-S范式经由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发展到以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已经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扩展到各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研究内容从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扩展到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如何产生和发展,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问题扩展到不同金融体系的比较上,从具体的金融机构观扩展到一般的金融功能观,从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这样的显在问题深入到研究金融(自身的)发展规律等潜在问题,进而由仅考虑经济变量扩展到考虑正式制度变量再发展到考虑非正式制度变量,诸如历史、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等制度背后更深层面的因素,由把制度变量当作外生变量处理发展到把制度视作经济体系的演化博弈的内生过程。     

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银行部门,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在均衡状态下,金融发展可以提高经济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了研发部门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推动经济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相关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在工业化程度、外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人才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企业研发创新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且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揭示了“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传导机理及其在中国的体现,从而为金融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的改革逻辑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和经验基础。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及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科技创新已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以金融驱动技术进步的视角,构建内生增长DSGE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佐证了我国技术创新的逆周期性,并发现金融资源在企业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分配,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和技术进步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且这两种影响之间存在“跷跷板”关系,但后者更具主导性。在此基础上,诠释了金融、技术与经济的动态传导机制:经济扩张期,企业生产规模扩张,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增加,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技术进步率放缓;经济收缩期,企业缩减生产规模,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减少,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增加,技术进步率提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为,面对当前发展新矛盾、新挑战,应把握发展新格局、新机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鼓励创新投资,充分发挥股权市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作用,并辅以稳健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激活企业创新需求,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本文基于帕加诺AK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利用安徽省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VEC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相关率（FIR）、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呈现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而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反向关系;此外,变量之间短期动态关系与长期均衡关系并不完全一致。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ODI的影响路径分析

论文从生产率路径、融资约束路径和风险降低路径来论述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生产率路径主要表现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能够帮助企业选择潜在收益最大项目进行投资,能够分散科技投资的风险从而提升企业生产率;融资约束路径主要表现为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提升来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风险降低路径表现为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市场深化与风险识别来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