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规制现状及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

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因素。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走出一条兼顾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文章利用2000到2012年的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使用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我国环境规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并不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而是通过费用型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型环境规制拉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环境成本和负债的会计核算探讨

随着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世界各地日益突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环境会计变得越来越与企业相关。目前,社会一致呼吁要加强环境保护,实行节能减排,这就要求企业向大众披露大量有关环境、目标和方案的重要信息,以及环境成本和负债等。本文首先从企业环境成本和负债会计核算的必要性出发,介绍了企业环境成本和负债的相关概念等,并对其会计核算进行探讨。     

浅谈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思路与方式

环境问题,表现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是指由于自然问题而直接导致的巨大财产经济损失。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要求企业在产品设计、制造上进行绿色成本控制,即环境成本控制。本文探讨了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战略思考与具体控制方式。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的成本视角

基于微观企业成本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2年间524205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创新与迁移成本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迁移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研发创新和迁移成本均负向调节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迁移行为的关系,且调节作用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异质性。     

煤电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研究

当前的环境问题日益倍受重视,而作为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燃煤火电企业对环境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煤电企业的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将环境因素纳入日常管理当中。煤电企业应该重视加强环境成本管理,降低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促进煤电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本文主要从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入手,探讨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问题,提出如何加强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以实现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煤电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促进煤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煤电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研究

当前的环境问题日益倍受重视,而作为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燃煤火电企业对环境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煤电企业的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将环境因素纳入日常管理当中.煤电企业应该重视加强环境成本管理,降低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促进煤电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本文主要从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人手,探讨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问题,提出如何加强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以实现煤电企业的环境成本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煤电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促进煤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下火电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研究

火电企业结构性改革是基于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选择。在低碳环境下,火电企业环境成本的有效控制取决于其核算体系,因此本文以当前火电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作为切入点,阐述低碳经济环境下火电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的具体对策。     

基于低碳经济下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探究

环境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导致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的无序发展。为了保证地球的生态环境,低碳经济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在环境成本管理方面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论述了低碳经济和环境成本的基本内涵,分析了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为我国企业更好的实施环境成本管理提供了参考资料。     

循环经济下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环境急剧污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协调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维护与恢复,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人类发展所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以循环经济基本理论为基础,阐述了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环境成本的缺陷并进而分析了循环经济下企业环境成本的内涵及其优势,为企业在新形势环境成本的计量和考核提供思路.     

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环保约谈制度实施为契机,基于合法性理论和遵从理论,考察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会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环保约谈显著地提高了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代理成本企业中。影响机制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处罚力度和企业环保投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中国尚处于推广阶段,企业投保意愿不强,参保率较低,急需提高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价值认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效应,是企业主动接纳该类保险的重要驱动因素。为检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否为企业带来资金融通的价值,文章以2014~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前环保部2014及2015年公布的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公司名单,探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重污染型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影响在民营企业及法制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并且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资金融通价值提供了直接证据,更为推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建立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提供参考。     

排污费改税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政策效应分析

对污染者收费,是将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一个重要经济手段。在排污费升级为环境保护税的背景下,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17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费改税对企业所承担排污成本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税法施行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费改税后企业缴纳的环境保护税较之前的排污费有大幅下降,但不同类型企业的税负存在差异。通过收集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相关信息发现,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比例低于预期。本文最后提出,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税制,提高税收优惠门槛,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环境污染曝光与公司价值——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日益被全社会所重视。在此背景下,本文实证考察企业环境污染曝光是否影响公司价值以及影响机制。以发生于2005-2015年间的71起上市公司环境污染曝光事件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环境污染事件曝光当天,市值平均下跌1.51%。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在污染事件曝光后,更容易受到政府的环保监管和处罚,且更难获得银行债务融资;并且,环保监管与债务融资的变化与污染事件窗口期公司股票的累计超额报酬率显著相关,表明投资者对于环境污染给公司造成的不利后果具有理性预期并相应地做出了负面反应。此外,2010年政府环保政策趋严后,污染事件曝光后政府监管力度的上升和债务融资的减少都更为明显;在公众环保需求高的地区,污染事件曝光后政府环保监管力度上升更显著。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事件曝光会降低公司价值,且政府监管力度上升和债务融资困难是环境污染曝光降低公司价值的两个重要作用机制。本文揭示了环境污染曝光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以及影响的机制和异质性,对于当前的环境治理和经济转型具有较好的政策启示意义。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企业环境成本控制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不仅考虑发展的速度和效益，更要关注和重视发展的代价．若从企业成本管理的角度分析，也可理解为对企业环境成本的控制。本文以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探讨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方法和策略。     

环境税率、双重红利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税、污染存量和预期寿命的世代交替模型,研究环境税对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的影响。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表明,环境税能够实现双重红利(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这契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从传导机制看,环境税通过负收入效应使得资本积累下降,同时,环境税通过健康效应使得预期寿命延长,这又使得资本积累增加。环境税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此外,环境税率上升使得用于环境治理的政府支出增加,这使得经济更容易产生环境红利。基于内生增长框架的分析表明,环境税有助于摆脱“环境贫困陷阱”,这为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参考机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均存在最优的环境税率可以极大化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本文认为,合理的环境税率有助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基于DEA多重分解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举措。本文探索环境规制下我国FDI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的变化进行分解。本文的主要结论有:2001年后,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的实际FDI增速先加快后减缓,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事实检验显示导致各个时期FDI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     

融资融券能抑制企业费用粘性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融资融券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费用粘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分样本组回归结果表明,在所在地区投资者保护环境较差的企业、代理问题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及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上述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融券抑制费用粘性的效用主要出现在不包含企业研发支出的费用中。     

“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信贷获取——基于“言”和“行”双维度的文本分析

基于我国推行绿色信贷的政策背景,本文考察了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研究发现:(1)从总体来看,“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借款。(2)相比于长期银行借款,“多言寡行”对于短期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3)《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抑制了“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4)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环境责任表现“少言多行”以及“少言寡行”的企业,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对于银行的信贷资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在无背景关联、价值较低以及市场环境更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有助于信贷机构认识到绿色信贷政策面临的执行风险,为确保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绿色PPP项目组合的最优契约:经济与环境效应的福利视角

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的激励方式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的举措之一。本文基于经济与环境的双重福利效应,从理论上研究了该激励方式的契约设计问题,阐释了博弈均衡的存在性以及最优特许期的形成逻辑和关键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第一,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能够提高企业利润,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来应对环境风险。第二,政企双方博弈决策模式决定了契约能否订立。如果独立决策,使企业利润最大的特许期也能够带来最高的环境效益,但此时博弈结果展现为“刀刃上的均衡”,契约难以建立;如果合作博弈,双方最优特许期选择达成一致,契约得以订立,政府向企业让渡经济利润而收获环境效益,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福利的双赢。第三,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优于传统政府补贴的激励方式,在收获同等环境效益的基础上,能够带动社会总福利的提升。研究结论为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激励方式的推广实施、从而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提供了契约设计理论依据和相关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