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     

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会吸引农民回流吗*——基于CHIP数据库村级数据的分析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是否可以吸引农民回流？本文通过对CHIP数据库的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本文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对乡村财务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增加农村福利性财务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增加生产性财务投入、提高农村生产率、帮助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吸引农民回流。本文建议加大财政对农村“增收”扶持力度，帮助集体企业扩大再生产，融合一二三产业，拓展农民在农村的增收渠道，使农村恢复财政“造血”功能。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

20世纪末以来，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南北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的演进。客观上，中美分别作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和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其大国关系的实质乃中国对美“双重输出”：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工业品和对美输出资本投资；美国向中国输出低成本资金和服务。双方因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形成战略上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但这一关系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美“相向转型”--中国向金融资本经济升级，美国向实体产业回调--而渐进向互斥竞争转化。处于对立矛盾却难以对抗的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依次转嫁“输入型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成本，近期需要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国家综合安全战略调整，使这种危机借助乡土社会实现软着陆。     

“天赋异禀”、“熟能生巧”还是“日久生情”*——基于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3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及机理。实证检验表明：（1）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着经验积累而显著提高;（2）“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较之于一般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即并不存在“天赋异禀”）;（3）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而提高并非由于研究能力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而是通过所在证券公司的平台与所跟进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日久生情”）。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创造性地进一步剖析了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提高的内在机理,其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学习成长机制、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理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资本要求、“多而不倒” 救助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银行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风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存在“多而不倒”救助时资本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以11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多而不倒”救助是监管者的最优选择，然而当存在这种“事后”最优政策时，资本要求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影响银行“事前”投资决策的方式扩大银行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隐患。这一效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的资本监管改革应注意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协调。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论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的协调运作

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组织管理制度,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由于传统的、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机制的惯性使然,现实中“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经常发生着激烈的摩擦和碰撞。如何既保证一级法人制度的有效实施,又充分激发各行的分级经营活力,这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一、现实中“一级法人”与“分级经营”的摩擦焦点所谓“一级法人、分级经营”,实质上就是商业银行的总行作为企业法人,除此之外所有的分支机构都不具备法人资格,只在总行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区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效率评价

以中国内地31个省（市）数据为基础,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本质及特征为依据,构建了一套区域“双创”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了各地区“双创”投入产出转化效率。研究显示,目前各区域“双创”效率发展不均衡,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除个别地区达到1以外,其它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缺损。最后,根据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大小,对31个省市的“双创”效率进行四分图归纳,根据归纳结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为“双创”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供需双方信息不完全、交易费用差异与火车票市场扭曲——对“倒票”行为的交易费用分析

本文不认为供求不均衡是“黄牛”倒票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针对火车票市场套利行为屡禁不止的热点问题构造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交易费用与套利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对需求方购票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逐层深入地分析了增加产品供给、增加购买渠道和差别定价等途径的效果，发现此类举措并不能有效遏制“黄牛”行为，反而还损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研究表明，即使在供需均衡的情况下，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完全，尤其是需求群体内部的信息不完全程度存在差异，会造成需求群体交易费用的差异，进而导致需求群体内部的资源配置被扭曲，而这才是“黄牛”群体长期顽固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选取2002—2016年火车票贩票情况的真实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印证了博弈模型的结论。而降低这种扭曲程度的同时降低需求方交易费用之间的差距，才是解决此类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能有效破解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危机吗*——基于不同人口政策效果情景的分析

本文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和养老金收支缺口模型,在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城镇出生人口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基础上,测算了“全面二孩”政策不同实施效果情景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1）“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将推迟城镇总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同时会增加人口峰值的规模。（2）政策效果在悲观和折中情境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只是推迟了养老保险参保职工人口下降拐点出现的时间,改变不了参保职工人口下降的总体趋势;在乐观情景下,可以保持参保职工人口的基本稳定。（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有利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政策效果从2037年开始显现,三种政策效果情境下弥补当年养老金缺口的比例分别为36%,52%,68%。影响效果从2040年开始逐年减弱,到2050年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比例分别下降至11%,27%和50%,不能改变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的趋势。     

制度差异、“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三重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609个企业2 440个大型对外投资微观样本，全面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差异对投资规模化的影响不大，但显著影响投资多元化。企业为了避免正式制度差异带来的管理风险，倾向于选择全资股权结构，但企业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并不受到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相比之下，非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更为广泛。无论是正式制度差异还是非正式制度差异，均会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的失败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对正式制度差异存在优化互补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深度交流，有助于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三阶段模型构建与仿真研究

结合产业共性技术相关理论与技术扩散模型，以政府作用为调节变量，构建产业共性技术扩散的三阶段仿真模型，对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三阶段演化特征进行探讨，借助Matlab平台对主体采纳行为和共性技术扩散速度进行仿真，并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为例对仿真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共性技术扩散先后经历了权威决策、二次创新以及附随扩散3个阶段;产业共性技术扩散的企业采纳比例遵循“S”型曲线规律，而产业共性技术扩散速度出现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N”型走势;直接采纳二次研发成果的企业，对产业共性技术扩散影响较大;政府在整个产业共性技术扩散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在扩散不同阶段政府介入方式与程度会有所差异;二次创新投入比例与成功率影响产业共性技术扩散规模和速度;只有将产业共性技术转化成专有技术或新产品，才能实现共性技术有效扩散。     

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 ——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

按照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有关经济追赶的两种机会窗口理论，“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但是，由于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第一种机会窗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大量地出现了，那么，这是否有追赶成功的可能呢？本文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认为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模式无法承担起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重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仍然试图通过“第一种机会窗口”即继续沿袭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应对新工业革命。为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种机会窗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亟须重大变革。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与战略选择——基于浙江的考察

作为“产城人文”融合共生的新型空间组织，功能聚合对特色小镇的内涵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先对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进行了属性分析，指出产业、文化、旅游、社区这四大功能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在关联性”直接影响了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度。面对特色小镇“功能不聚”“聚而不合”的现实困境，本文在成因分析基础上，结合浙江省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以“正向聚合+有机聚合”为核心的内在机理，并从“主业聚焦、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人才引领”四个方面思考了提升特色小镇功能“聚合力”的战略路径。     

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 ——五家经济学期刊倡议书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包括数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缩短了我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学界扎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但是，在我国经济学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这种偏向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论文直接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有些论文甚至为了使用某种计量技术，或者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问题和随意裁剪数据甚至编造数据，使得经济学研究成了“数学游戏”，经济研究过程变成了操盘统计分析软件的过程……
为了扭转上述偏向，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牵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六家高校主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科学》、《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财经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于2013年8月23日在吉林省集安市联合召开“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偏向进行了分析，就如何处理好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讨。根据会议研讨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参加会议的五家期刊向我国经济学界发出如下倡议：
1经济学研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
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经济理论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国内国际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政府、公众和学术界在不同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研究应当是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理论高度，扎根实践，面向现实；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当是“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经济学期刊应当优先选用那些从实际问题中提炼选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问题，能够较好地从某个视角回答问题的文章。我们特别欢迎那些对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的文章。
2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用稿原则
判别文章的优劣有许多标准，我们认为应当把“思想性”和“创新性”作为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或原则。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文章要有作者的独立见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的分析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深度，论证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所谓“创新性”，主要是指文章在思想观点、理论、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等方面有新贡献，而不是简单模仿套用别人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篇文章能在这些方面都有创新或突破；如果在借鉴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新贡献，这样的文章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3正确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计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现代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对于提高经济学的数学化和精确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计量分析只是经济学工具箱中诸多分析工具之一，尽管重要，但其本身不能成为判别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准（专门研究计量或数理方法的论文除外）。任何分析工具都是为思想发现思想创新服务的，工具不能替代思想成为学术论文能否刊用的首要标准。我们欢迎那些既有思想性，又能恰当运用计量方法的文章。我们不倾向采用那些“计量复杂，思想简单”的文章，即我们不鼓励刊用那些计量方法高深复杂，但是得出的结论没有新意，或重复已有的观点，或说明的只是一个简单常识的文章，不提倡采用那些对经济问题没有理论或逻辑分析，单纯做“数学或统计分析软件模拟题”式的文章。
倡议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经济评论》（武汉大学主办）
《南开经济研究》（南开大学主办）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主办）
《财经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