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沿线居民职住分布及通勤空间组织特征研究——以北京为例

立足问卷调查获取轨道交通沿线居民职住分布和通勤特征数据,分析了轨道交通对城市居住—就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及其结构下的通勤组织特征,基于GIS勾勒出轨道交通网络格局下职住分布的形态,提出了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背景下区域性职住不平衡的新格局。主要结论有:①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居住选择的空间,加快了居住人口向郊区迁移,加速了区域性职住不平衡的发展趋势。②轨道交通作为大容量快速客运体系将在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中发挥骨干框架作用,轨道交通沿线的郊区地带呈现出人口敛聚和产业集中的双核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最终沿轨道交通网络轴线形成放射状的"点轴"格局。③轨道交通对长距离出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城市路网和机动化发展成熟的条件下,轨道交通将成为城市最重要的通勤出行方式。     

“时距”视角下城市轨道线网的通勤效率——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

快速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日益成为居民日常通勤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通过构建"时间—距离"模型,基于天津城市轨道交通的现状及规划线网,分别开展主要职住节点的通勤时距仿真模拟,分析轨道交通通勤圈构建的可行性及城市职住功能空间组织架构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至2020年,中心城区的城市轨道交通难以满足外围居住组团的45 min通勤要求,但60 min内可基本实现环外居住组团与城市主要就业中心的便捷联系。建议进一步提升天钢—柳林城市副中心的线网密度,使其更好地发挥城市核心的触媒带动作用;增加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换乘节点,设立快慢不同的列车运行层级,提高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连通效率;简化换乘流线设计,配备丰富的接驳方式,提升站点内外的换乘效率。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低收入人口居住空间及其社会效应——以兰州市为例

以兰州市各街道的低收入人口为研究对象,根据2013年6月进行的兰州市居民调查问卷和棚户区统计数据,借助Arc GIS10.0、SPSS平台,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反距离空间插值、主成分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揭示兰州市低收入人口的属性特征、空间分布、聚居类型及社会效应。结果表明:在社会属性方面,低收入人口主要是低龄、低学历、下岗及退休、无职业且家庭结构较复杂人口;在空间分布方面,低收入人口"西高东低"分布不均衡,呈现"多中心"组团结构,"核心—边缘"特点明显;在聚居类型方面,可将其居住空间划分为原住型、流动型和移民型;在社会效应方面,带来空间分异、居住隔离、资源剥夺和公共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建议通过调整福利政策、倡导混合居住、拓宽就业渠道和加强规划引导等措施加以消解。     

大连城市居民周末休闲时间的利用特征

本文利用大连居民日常生活行为调查的结果,在比较居民工作日与周末休闲活动的基本特征基础上,从个人属性、社会属性和空间属性角度,对大连市居民周末休闲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分析中对居民社会属性与其休闲时间利用─—尤其是活动方式的选择──进行了相关分析,并引入时间地理学方法描画了居民周末活动路径,为城市休闲规划提供了基础知识。     

国内外空间失配理论的研究进展述评

在当前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明显增加的现实背景下,空间失配的相关研究有其重要价值与特殊意义.为此,从空间失配内涵的发展变化、理论基础、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和中外比较5个方面对失配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概括而言,空间失配以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居住—就业机会的空间关系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与其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假说检验、失配程度的度量和失配原因的探讨展开,规范研究则可分为住房歧视和搜寻—匹配模型两种思路.研究发现,中西方对空间失配的研究在城市空间重构背景、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视程度与政策建议上存在明显差别.     

基于公交刷卡数据的武汉市职住通勤特征研究

通勤出行和职住关系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组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公交刷卡数据,以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出行模型和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了职住通勤群体,从职住密度、通勤时间与距离、通勤流向和可视化等方面对武汉市的通勤出行和职住平衡进行测度,并识别了武汉市的职住通勤模式。结果表明:①核心城区的职住密度明显高于其它城区,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②通勤距离与时间具有核心—外围—边缘的递增模式;③城市主要通勤流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④职住通勤模式总体可以概括为核心—外围—边缘的单中心向内通勤模式,越往外围区域越呈现职住错位的趋势。     

行政规划促进居民职住平衡作用研究——基于Alonso城市空间结构模型

文章基于Alonso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型,对城市化高速发展背景下居民"职住分离"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国内外的经验显示,许多新城的现行分布与初始规划大相径庭,行政的干预反而加长了城市内部的通勤距离。在报告Alonso理想状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设置新的假设、建立分析模型,并结合现实情况,对就职于商务中心的居民居住分布和商务中心外围职住分布进行了研究,前一种情况"职住分离"是有效的市场均衡无需改善,后一种情况有效的市场会使得居住分布接近"职住平衡"。这两个结果说明"职住分离"和"职住平衡"的有效性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重要的是,市场本身可以实现最佳的居住分布结果,行政权力对于职住分布的强行干预,反而会扭曲市场,而不是像以往讨论的那样,能够带来正面影响,行政规划实现"职住平衡"这种单一思维定势存在误区。     

高铁影响下的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研究

文章通过总结1 400份实证调查问卷,利用GIS及社会统计方法,从出行交通方式、出行频率、出行需求、出行时空分布及出行空间感知五个方面,分析归纳出在高铁影响下,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的特征及其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变化。研究发现:京津城际高铁不但改变了原有城际交通的分布结构,加强了城际出行的强度,增加了人们城际出行的需求;同时影响了人们对城际出行的空间感知,使得部分人群产生了职住分离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职住分离这种新的就业生活方式。     

基于社会—空间视角的长沙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随着住房商品化政策的实施,城市居住空间在房价的"过滤"和社会经济差异的"分选"机制作用之下,不同职业背景、收入状况、价值取向的居民在住房选择上趋向于同类相聚,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从社会—空间视角出发,利用住房数据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长沙市的居住分异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聚类分析将长沙住宅划分成五类,归纳总结其分布和居民特性。以街道为单位从宏观和中观尺度,对各住宅阶层的分异指数进行定量研究,从而得到长沙居住空间分异的特征。最后,通过构建多元排序logistic住宅阶层选择模型,对分异的微观动因——居民的社会属性进行分析。     

城市舒适与居民生活品质

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改善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城市舒适的追求。本文关注的是,城市舒适与居民生活品质以及舒适供给与居住迁移之间的关系。文中笔者试图解释收入水平与城市舒适在居民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同时,在对我国主要城市是否进入追求城市舒适阶段做出判断的基础上,讨论了城市舒适收益衡量及其对居住迁移决策的影响等问题,并给出了研究结论。     

东北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发展模式

以2005、2010和2015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Ucinet6.0软件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并提出东北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控制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集中于少数节点城市并在空间上产生迁移,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发展趋于均衡。(2)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核心区与边缘区,旅游经济联系呈组团模式发展,组团格局经历了"弱联系稳定"、"强联系失衡"、"强联系相对稳定"三个阶段。(3)东北地区旅游经济应以"增长极—轴线—组团"模式实现进一步发展。     

“单位制”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研究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石,单位制度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体制转轨和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而"单位制"城市空间生产方式构成了我国当前城市空间转型的基底,有别于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规则。对"单位制"城市空间生产的研究,既是对既有城市发展路径的反思,又是对城市未来发展模式的探索,是我国城市空间转型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从政治经济空间组织、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的土地制度和重工业导向的城市经济发展路径等方面概括了"单位制"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基础,揭示出"单位制"城市空间生产方式在组织单元、政治经济功能、生产主体和功能单元、生产内容和职能、空间生产的价值倾向以及相应的空间分化形态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同时指出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单位制"空间生产方式的效率相对低下、城市企业主义治理下空间商品化属性凸显、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悖离而导致空间冲突锐化、"空间公平"的追求的愈加重要等问题,并进而指出城市空间生产方式由封闭式的"单位制"向开放式的"社区制"转型的趋向。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西方国家关于城市通勤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城市通勤是西方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从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关系角度对西方国家的城市通勤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涉及到城市通勤的理论与模型、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过剩通勤和空间失衡等,在简单回顾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对国内相关研究提出展望,认为应该注重社会调查,加强个体层面的研究,关注从居住-就业的空间关系研究城市通勤量大规模增加的原因,并重视研究居住-就业的空间失衡所造成的社会空间后果,为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更好的解决措施.     

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微观机制的实证研究——以万科青青家园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分配制度的变革,居民由被动的接受住房转变为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主动的选择,消费者在住房市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文章以“万科青青家园”为例,采用比奇的分异度指数和GIS分析方法,对购房者的社会属性特征、工作地、原居住地等微观因素与居住地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微观居住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属性的群体趋向于选择相同的居住区位,社会经济属性的作用和居住分异现象在居住区位选择中开始凸显;受房价和经济实力的约束,年轻型家庭居住区位的选择方向已向郊区外移;对于有子女的家庭来说,教育资源的丰富与否则是居住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的通勤时间对居住区位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原居住地、消费观念和信息搜寻等对微观居住区位的选择具有一定影响。     

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基于劳动空间分工及其协调机制的研究

本文基于劳动空间分工及其协调机制的视角,在强调城市区域的空间组织特征主要表现为多尺度劳动空间分工叠加的基础上,认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劳动空间分工不足紧密相关,而深层原因在于市场、组织和政府三种社会协调机制的缺陷.文章最后指出了优化中国城市区域治理,推进其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中城市居住形态变迁的理论分析

城市居住形态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基础性的影响因素。文章分析了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在生产方式变革背景下城市居住形态的变化,指出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生活组织基本秩序的发展虽有缓有速、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城镇空间建设与居民居住形态是由以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文章并运用这一观点对我国工业化发展中城市居住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状况分析——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借鉴国外的支付能力指数测算了居民的区位支付能力水平,分析了居民的主要活动场所以及居民为满足其社会属性对区位的选择,还分析了居民的迁居意愿和社会排斥情况.结合分析结果,本文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合理化的角度得出了相关结论并给出建议.     

居民感知视角下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研究——以珠海市为例

以珠海为案例地,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对城市公共休闲空间配置状况进行了分析,利用问卷和统计分析软件比较了中心城区与城郊居民,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群体,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对于公共休闲空间数量感知状况。研究显示:居住在珠海市中心城区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感知到了更多的公共休闲空间,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对城市的公共休闲空间布局满意,外来移民与本土居民对公共休闲空间的感知及态度没有明显差别。这些研究结论与西方的同类研究有诸多不同,表现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公共休闲空间配置的独特性。最后,文章提出未来中国城市规划与布局中要坚持以市民为中心的理念,进一步增加公共休闲空间的同时改变当前众多资源集中于中心城区的现状。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是解决我国低收入群体居住问题与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路径.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模与分配、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保障性住房建设仍存在着快速交通滞后、空间布局不合理、设施配套不完善、职住空间错位、后续管理不得力等诸多问题.论文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暴露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规划措施,并分析了保障性住房的空间布局变化趋势,以促进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合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