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

目的 基于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现状,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推动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量和生计资本稳定性的建议。方法 文章引入主观满意度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建立适宜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探究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持有量变化,并对其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 （1）者相镇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后生计资本综合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物质资本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下降;（2）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后生计稳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随搬迁年限的增加而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降低,非农业生计多样性提升;（3）搬迁后农户生计耦合度提升4.059 6%,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由低度耦合提升至中度耦合。结论 者相镇安置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各类生计资本指标差异明显,推动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均衡发展和提高收入多样性,可帮助搬迁农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效果评价

易地搬迁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湖北省十堰市龙韵村115户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对搬迁农户生计的改善情况,并通过移民农户对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扶贫效果。结果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增加,改变了农户生计策略,优化了贫困户整体生计结果,精准扶贫效果显著;(2)农户对易地搬迁扶贫政策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均值为3.71,提升了贫困户的获得感及幸福感;(3)易地搬迁可持续减贫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需要防范返贫风险。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目的 通过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为构建和完善积极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减少宅基地退出引发的社会矛盾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了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基于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 （1）从总体样本来看,宅基地退出提高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且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改善了生计资本结构;（2）宅基地退出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宅基地退出提高了低收入农户和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改善了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但对高收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及生计资本结构均未有显著影响。结论 总体上看,研究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生计资本结构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压力仍然较大。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 分析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耦合协调状况及时空演变，为提升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水平及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 文章以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相关数据，构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分析了二者的综合评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 （1）2009—2018年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69增至0.433，呈“缓慢上升”态势，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跃升至濒临失调，空间布局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2）各省区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为3类：低度磨合土地生态滞后、高度磨合同步发展及低度磨和粮食安全滞后。结论 针对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实现粮食安全与土地生态安全协同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耦合协调分析

目的 通过对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耦合协调性和协调路径进行分析,旨在为内蒙古农村牧区在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可行性的方案。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的耦合关系模型,以2004—2019年为时间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和探讨两者耦合发展趋势,并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作为衡量扶贫成效的指标,综合分析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的发展路径。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协调发展关系存在反向耦合和正向耦合两个阶段。2004—2019年内蒙古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综合指数稳定提升,且生态环境系统波动性较大,生态建设综合水平高于产业水平;15年内蒙古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耦合状态可分为4个阶段,即严重失调阶段（2004—2009年）、中度失调拮抗阶段（2010—2011年）、轻度失调磨合阶段（2012—2015年）、低水平协调阶段（2016—2019年）,并对各阶段发展特征和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分析了牧民收入与三个产业增加值的灰色关联度,证明了与牧民人均纯收入灰色关联度最大是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关联性最弱;第一产业关联度基本不变并稍有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全产业占比逐年递增的情况下,与牧民收入的关联度却逐年下降;第二产业的关联度从2013年开始有所回升。结论 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的双轮驱动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新模式,二者相结合弥合了消除贫困与保护生态之间的鸿沟,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二者耦合协调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村牧区经济发展、农牧业结构调整、农牧民增收紧密结合起来,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基础上,筑牢内蒙古的发展底线。     

怒江州泸水市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资产,易地搬迁后如何利用好迁出地土地资源是保障农户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法 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是我国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区域,文章基于该市的7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238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结果 （1）移民搬迁后加剧了迁出地“三块地”撂荒,搬迁后农户对宅基地、林地、耕地选择撂荒的比例明显提高,所占比例分别为74.7%、35.7%以及76%;（2）不同的安置点农户对于“三块地”的利用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搬迁距离近的农户选择继续耕种土地的可能性高;（3）家庭特征、家庭资源禀赋特征、社会特征对搬迁后农户迁出地土地利用行为有重要影响,搬迁后农户生活生产方式转变、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务农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居住地到耕地的距离增加对土地利用行为有影响。结论 在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于“三块地”利用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搬迁后迁出地“三块地”撂荒比例显著提高的问题,建议当地政府积极探索迁出地农户土地退出机制、构建土地流转信息服务平台、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两山”转化实现生态产品经济价值。     

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研究以吉林省通榆县陆家村为例

目的 易地扶贫搬迁是助推村域重构、促进村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分析典型案例的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实现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吉林省通榆县陆家村的实地调查,客观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与成效,总结易地扶贫搬迁的模式、经验、存在问题,剖析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的机制。结果 陆家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后,村内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更为健全、建设用地更为集约、集体土地实现股份化改革、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乡村治理结构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集体收入和农民人均年收入均大幅提高。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可有效促进贫困村域在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组织上全面重塑提升,但当前模式存在资金筹集难、房屋不动产登记慢、原地不搬迁户的后续处置问题,在推广中应注意农民财产补偿、后续产业发展、政策适用区域、集体资产处置等事项。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村域发展机制为：以人为核心的政府、村委会、农户、合作社等多元主体在精准扶贫相关政策与资金的统筹支持下,将农民补偿与安置搬迁相结合、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相衔接、新村建设与生态修复相关联,形成多重保障多轮驱动的发展链条,有效消除或改善了村域致贫因素,促进村域人口—土地—产业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从而实现村域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改善与发展。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影响

目的 随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产出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章主要探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资源要素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而为缓解农业老龄化危机、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法 基于2021年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DEA-Tobit二阶段模型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1）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生计效率的规模效率最高，纯技术效率略低于规模效率，综合效率最低。大部分农户生计活动呈现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生计产出的增长低于生计投入的增长。（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抑制了生计效率的提高，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和户主低受教育程度家庭表现更为明显。（3）农业资金投入的增加能够缓冲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负向影响。结论 因此，要正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引导农户合理配置生计资源，提高农业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促进农户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

目的 为检验生态补偿在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方法 文章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结果 （1）从整体上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东平湖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补偿前的0.302增至补偿后的0.323,但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仍处于较弱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2）从生计资本来看,补偿后人力、社会、信息、物质、自然、金融、环境资本指数值分别为0.384、0.459、0.508、0.450、0.016、0.258、0.901,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金融、环境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结论 当地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     

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及障碍因子分析

目的 以山西省为例,探究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演变规律以及限制因素,对加快山西省农业全要素融合、促进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和限制因子识别模型,从山西省市两级分别分析2010—2020年农业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系统（REE系统）耦合协调度和障碍因子,探究其发展水平、演变规律以及限制因素。结果 （1）研究期间全省层面农业REE系统处于较低至中等水平,变化趋势是先降低后增加。其中农业经济发展有所提升,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但资源利用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耦合协调等级：2010—2012年轻度失调,2013—2016年进入濒临失调阶段,2017—2020年提升为勉强协调。（2）区域层面,以太原市发展水平最高,并向轻度协调发展过渡;阳泉市和运城市表现为最低水平;其他地区为较低水平。变化趋势以太原市、大同市增速稳定,忻州市、临汾市和吕梁市3市发展波动性较大。耦合协调等级：太原市、大同市、长治市3市为勉强协调型;晋城市、晋中市2市为濒临失调型;其他6市均为轻度失调型。（3）障碍因子识别包含13个主要指标。结论 山西省农业REE系统整体水平为较低到中等,耦合度高,耦合协调度相对低,协调等级逐年优化,表现为有序发展趋势。近年来山西省农业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一定进展,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减弱,约束作用开始突显,尤其表现在产业结构、水资源、耕地资源、环境污染和治理等方面,区域尤以晋西南地区的吕梁市、临汾市和运城市为重,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环境改善等发展模式有待加强。     

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目的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此背景下研究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的主要目的：一是脱贫攻坚战能否让部分农户更有意愿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二是发现具备不同特征的农户会做出何种生计策略的选择,为后续贫困治理提供决策支撑。方法 文章首先基于以人为本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扶贫效果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计算扶贫效果的分值;其次,运用Logit模型研究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扶贫效果提高1%,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27.47%;增加0.067hm²（1亩）土地,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4.5%;具备进城务工技能的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要生计策略的概率比不具备进城务工技能的农户低58%;增加1个劳动力,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降低36%。还发现相对于传统种养（植）殖业和乡村旅游业,现代特色种养（植）殖业更吸引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基于稳健性考虑,采用bootstrap方法扩大样本量和加入冲击变量对Logit模型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测试,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扶贫效果和土地规模、外出务工技能、劳动力数量等农户特征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 性别、年龄、社会关系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研究——以S市X社区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是移民搬迁至城镇安置点后融入迁入社区的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过程。文章基于无结构访谈资料,对贵州省S市X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生计方式、消费支出、心理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社会融入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整体融入性较强,基本融入了城镇生活,但部分移民的社会融入性程度低。基于此,进一步讨论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需要关注的问题,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融入城镇提供参考和借鉴。     

农牧户生计与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关系研究——以新疆奇台县为例

[目的]通过研究农牧户生计与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演变规律,为提高农牧户生计水平与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选取2002年、2007年、2012年、2017年4个年份奇台县作为研究时点,构建农牧户生计与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评价模型,针对两个系统的演变规律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探究。[结果](1) 2002—2017年奇台县农牧户生计水平不断提升,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现出前期低、中期高、后期低的倒"V"型特征;(2)奇台县农牧户生计活动与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两系统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两系统间的耦合度水平较强,介于0.60～0.97;(3)农牧户生计与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耦合协调度处于0.17～0.42,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虽然较低,但耦合协调度水平始终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由严重失调衰退阶段逐渐向濒临失调衰退阶段转变。[结论]虽研究区内农牧户生计水平增速较快,但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缓慢下降趋势,在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压力仍然较大。在奇台县农牧业经济发展中,应重点促进农牧业产业优化升级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实现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农业绿色发展背景下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为例

目的 探求江西省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规律,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文章以江西省为例,通过构建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3个维度20个指标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8—2019年江西省11个市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关系及其时空演绎规律。结果 （1）时序特征上,江西省各市级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农业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数从2008年的的0.280 4上升为2019年的0.441 6;空间特征上,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达到高速发展水平的市级数量不断增多,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且东北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区域。（2）2019年江西省各市级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子系统各有短板和优势,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得分最高的分别是抚州、景德镇、抚州;得分最低的分别是萍乡、新余、鹰潭。（3）江西省各市级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耦合度处于高耦合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阶段过渡到中度协调阶段。结论 江西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朝着有序方向发展,但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岷江上游地区农文旅融合效应测度及对策研究

目的 对岷江上游地区农文旅融合效应进行测度，分析不同县域农文旅融合效应时空演变特征，为岷江上游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 文章以岷江上游地区的汶川县、茂县、理县、松潘县和黑水县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菲什拜因-罗森伯格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对综合效应和耦合协调度进行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ArcGIS软件，探析不同县域的融合效应时序变化特征和空间差异。结果 （1）12年来，岷江上游农文旅融合效应水平逐渐提升，从2010年5县均为低等水平发展类型，到2021年汶川达到高等水平，其他4县全为中等水平类型，差距不断缩小，总体效应不断增强。（2）从时序变化上看，耦合协调度变化整体上分为3个阶段：2010—2013年为失调—协调过渡阶段，2014—2017年为初级协调阶段，2018—2021年为中级协调阶段。（3）从空间差异上看，耦合协调程度分为3个等级：汶川县为濒临失调，理县、茂县、松潘县为轻度失调，黑水县为中度失调。（4）从系统内部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看，汶川县属于社会效应领先、文化效应滞后型，理县属于经济效应领先、生态效应滞后型，茂县和松潘县属于经济效应优先、文化效应滞后型，黑水县属于生态效应领先、经济效应滞后型。结论 岷江上游农文旅融合综合效应不断提高，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耦合协调等级经历了失调—协调过渡阶段到初级协调阶段再到中级协调阶段的变化，四大效应之间耦合协调度不断增强。5县差距不断缩小，但发展过程和当前所处阶段仍然存在明显差异。最后，针对综合效应时空变化特点及规律，提出农文旅融合效应提升策略。     

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变化的实证研究

使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集中安置的扶贫移民进行调查,对移民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搬迁后移民生计资本增加,其中物质资本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因此,建议通过提高移民自身的综合素质、鼓励进行土地流转、完善移民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并加大对移民社区的产业扶持力度来提高移民生计资本,并改变其不平衡的状态。     

湖北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耦合协调性研究——基于产业链的视角

目的 补短板、强弱项，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畜牧业全产业链。方法 文章基于产业链的视角系统阐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了上游（良种繁育、饲料生产）、中游（医疗服务、养殖体系）、下游（物流运输、畜禽产品加工）、资源化利用（氮养分贡献率、磷养分贡献率、钾养分贡献率）4个维度26个指标的畜牧业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0—2019年湖北省各市（州、区）数据分析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同时测度了产业链视角下两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 湖北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化特征，各产业间耦合度较高但协调度较低，“中游—下游”系统间协调度最低，基本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各市（州、区）畜牧业产业链各环节耦合度较高，但协调度基本处于中度失调状态。结论 应重点建全湖北省畜牧业产业链，以畜禽养殖为中心，向上游的育种、饲料延伸，向下游的加工后延，同时结合种养环节，构建生产、加工、环保一体化的全产业链。     

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功能发挥取决于对其本质认识基础之上的有效治理。在空间贫困理论观照下,易地扶贫搬迁的本质是改造贫困的空间因素,实现对贫困人口生计空间的再造。本文以山西省一个深度贫困村易地扶贫搬迁的调研为依托,研究了在实践中如何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移民村成功的经验表明,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和移民社区的协同:政府通过空间让渡、能力扶持、资源引导为移民社区脱贫创造了条件;在内生权威的带领下,移民社区激活了自身发展潜力;政府与移民社区通过空间再造构建了长效脱贫机制,社区的整体贫困得以缓解。其次是移民社区之间的协同:通过社区间资源的空间重组,提升了社区生计资本质量,增强了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是移民社区内部的协同:立足于社区内的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营造出守望相助的公共空间,解决了社区内部的个别贫困问题。最终在各方的协同治理之下,易地扶贫搬迁得以成功地实现目标。本文认为,除了发挥政府和社区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协同功能,还需要加强与资本的协同。     

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疫情的冲击为农户的生计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了解当前农户生计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农户生活质量,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陕西省杨凌区及其周边农户调研数据,将主客观恢复力结合,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感知4个维度的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和障碍度诊断模型,测度新冠疫情冲击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现状并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 （1）新冠疫情冲击下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从高到低依次为综合生计型、兼业主导型、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各维度水平均偏低且分布呈现一定差异;（2）主观恢复力指标对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较大,主观恢复力对农户总体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不容忽视;（3）不同生计类型农户障碍因子差异较小,技能培训参与程度、个人风险认知感受、个人风险认知能力、家庭存款、社会网络支持度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影响。结论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于此,可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提出差异化的生计恢复力提升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