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科技行政审批腐败发生率——模型、机理与实现路径

科技行政审批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下，极易引发腐败行为。通过构建科技行政审批与腐败发生率关联机理模型，经过相关性分析、内在一致性与EFA检验以及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结果显示，市场激励型科技行政审批能够直接影响腐败发生率，命令控制型科技行政审批与市场激励型科技行政审批都可以通过科技行政审批人员滋生消极腐败的公共服务动机进而产生腐败行为，市场化程度提升带来的外在影响相对于内在公共服务动机变异对于腐败发生率增加的影响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科技行政审批，可实施差异化腐败预防控制机制，转变审批人员公共服务动机，阻断腐败发生的中介，深化科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审批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精简优化科技行政审批流程，提高审批集约化程度，以效能提升倒逼腐败发生率下降。     

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预防腐败机制探析——以湖南省为例

近年来,尽管湖南省的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了人居环境,但同时也成为了腐败高发区。我省土地综合整治领域腐败呈现出涉案人员级别高、涉案金额大、涉案环节多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监督措施严重缺位、管理权力过分集中和管理人员存在主观思想问题等五个方面。结合湖南省现状,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健全项目整治原则和管理制度、强化执法监督机制、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和加强管理人员廉政教育有利于预防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的腐败。     

权力的无界和行政审批的回潮

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审批作为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基本手段，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在讲求效率、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里，行政审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行政审批泛滥、批而不管、审批权力异化问题严重，部分行政审批正失去其应有的作用而蜕化成行政主体攫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然而一次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却在艰难中推进。行政审批项目的削减遭遇部门利益的阻力，行政审批项目在制度的缝隙中艰难地寻求着其生存的一席之地。     

建立和完善我国土地争议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现行的土地争议解决机制存在诸多的不足与缺陷,主要表现为救济机制覆盖狭窄、法律用语规范性缺失以及救济程序启动困难等方面。建立和完善现行土地争议机制,并非通过《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就能实现,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解决因征地审批与执行相分离的征地模式、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权限以及实体制度缺失等问题。因此,规范法律用语并与其他部门法保持制度上的协调,是完善现行土地争议解决机制的技术手段;厘清征地审批与土地征收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征地审批为土地征收的前置程序,是破解救济程序启动障碍的理论前提;相关实体规则的确立并确立行政诉讼在土地争议解决中的最后判断角色,是最终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土地争议解决机制的实体与程序保障。     

加快推进福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2000年以来,福建省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规范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全面清理精简行政审批方式;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督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健全行政审批制度工作机制,加强协调等方面做了大量人工作。但仍存在行政审批项目过多、审批环节过多过繁、审批程序不够透明、审批监督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本文就如何加强审批制度改革方面作一些探讨。     

从源头反腐——规范高校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研究

高校的腐败问题主要体现在高校的权力腐败,本文从高校行政权力自身特征为切入点,提出通过加大高校行政权力运行的民主公开,构建廉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完善科学的廉政绩效评估体系,建立腐败“零容忍”的惩治制度,辅以廉政文化的教育和价值观念的调整,建立科学的全覆盖的高校权力运行监控网络,规范高校行政权力的有效运行,保障高校的和谐发展.     

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准许其从事特定活动、解除其法定义务、确认其资格资质或者特定民事关系的行为。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以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加快体制根本转变、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及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的要求,是当前我们实践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工作。     

透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审批制度

行政审批制度的存续对稳健市场经济秩序是有益的。但是 ,由于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传统行政审批制度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掣肘 ,因此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地改革。但改革不能只着眼于行政审批的表面问题 ,还必须从深层去认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即基础理论的准备、行政审批执行体制的创新、行政审批程序的法治化以及全方位监督体制的建立。     

遏制腐败建设高效务实行政树立新风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为八闽创标杆

创建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是泉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体现,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改善投融资软环境,提高行政效能,促进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和遏止腐败,建立高效、务实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     

海门市优化行政审批服务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海门市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始终坚持“服务经济、方便群众”的宗旨，积极探索，创新服务，在提高审批效率、规范行政行为、转变机关作风、方便企业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用经济发展对行政服务的需求相衡量，我市的行政审批服务工作还存在着诸如行政服务事项进驻率不高、存在“两头受理”现象、     

美国政府对联邦土地及其附属资源的管理模式

美国宪法确立了联邦政府对其拥有的土地及附属自然资源的专属管理权,但这种专属管理权的行使不可能排斥州和地方政府的参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在对联邦土地及附属自然资源的管理上,实际实行的是联邦政府主导的合作型联邦制。在保证联邦政府对联邦土地管理最终决定权的前提下,联邦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和签订协议的形式与州和地方政府分享权力,以便对联邦土地及附属自然资源进行富有成效的管理。     

土地用益物权流转的动力机制分析

土地用益物权的流转是土地权利变动的内在要求，是土地资源合理配置要求权利作相应变动的客观规律，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土地规模经营、土地市场机制规律和人地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构成土地用益物权合理流转的3大动力机制，正是这3种力量的作用，弥补了土地用益物权初始配置之不足，从而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标。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探析

当前农地制度改革面临错综复杂的问题,土地产权不清,使用权缺乏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均田与稳定要求的矛盾等,其中都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所以要明确界定土地产权,给予农民平等的、稳定的、长期的土地使用权,区别对待土地承包期内使用权的继承问题,才能促进土地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有效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基于土地经济学理论的土地出让金研究

在阐述土地经济学理论及地价测算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土地出让金构成的科学内涵,构造出科学测算土地出让金的数学模型,使土地出让金成为构建城乡和谐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杠杆,从而体现公平与效率最大化的原则,达到控制增量土地,挖掘存量土地的目的。     

土地市场研究述评

本文将土地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土地交易价格、土地交易方式、土地供给者和需求者作为系统内部因子,土地产权、土地金融、土地规划、土地监察等作为系统环境,以此为线索梳理了近期关于土地市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论,并结合对我国湖北农村自发的土地金融形式的观察,指出当前我国土地市场缺乏交易效率的根本原因,以及理论研究有待突破的问题。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的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对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概念与内涵的理解,从投入产出水平、区际关系、载荷容量、人地关系等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从效率水平和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在耦合协调性组织内容,并结合均方差赋权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该评价体系既能够较为全面反映公平与效率、制度安排效应,也能用于检验区域系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性,实用性强;②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呈现出的特征：水平特征——粗放、低效增长,复合生态系统处在低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空间特征——分异明显,其中经济效率的空间分异最为明显,而区域四分法大体呈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地理格局;③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的空间分异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相对注重社会公平而忽视效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其投入效率的影响等。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土地储备是一种新的土地管理制度。本文以南通市为例,结合国内其它试点城市的经验,剖析了土地储备制度在我国产生的背景、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及国企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改善意见。     

开征物业税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比较静态模型的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

文章通过引入土地国有制,土地再开发等因素建立了符合我国土地市场制度特征的土地开发和物业税模型,然后以比较静态分析和数值模拟为主要研究手段,考察了物业税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论是开征物业税对土地利用效率存在负面的影响。     

论林地流转中的制度失衡问题

当前南方集体林区在林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制度失衡现象，如不规范的私下流转、基层政府过度干预、采伐限额制约林地流转、林地转让价格偏低以及抵押困境等。制度失衡的原因主要是林地产权制度的残缺、林地流转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及当前农民的社会生存环境不利于林地流转制度效益的发挥等。因此，亟待对林地流转方进行生态补贴，加强对基层政府的权力制约，完善林地流转制度，改善农民的社会生存环境以促进林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