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跨部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 2010—2020年六次抽样微观数据为样本，构建了衡量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指标体系，首次考察了家庭债务扩张对商业银行、实体企业和地方政府跨部门风险溢出路径与风险生成机理。结果发现：第一，家庭债务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推高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偿债率等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对银行坏账风险冲击最大，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二，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抑制了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其中，债务收入比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最大，而家庭债务对一般性消费的挤出发挥了中介效应；第三，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对银行和实体企业的交互作用发挥了间接影响。家庭债务的收入效应短期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但在长期随着家庭债务收入效应下降、风险效应上升，最终导致地方政府长期偿债能力被削弱。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住房负债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北大核心

家庭住房负债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正规住房负债与非正规住房负债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规住房负债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显著抑制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其中,有息借贷家庭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财富水平是住房负债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多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非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一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住房视角为非正规金融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补充,为规范资本市场、防范债务风险、突破家庭财富约束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构成的影响及区域间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老龄家庭对房产、银行储蓄的持有比重更大,而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小;家庭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银行储蓄和房产的投资,同时,会抑制家庭对股市、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人口学变量如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和家庭财富、收入对家庭财富构成也都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结构在中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基金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对家庭房产投资的边际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年龄及年龄结构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偏好和提高预防性储蓄进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决策。     

失地农民家庭资产选择中的"财富效应"及其心理机制研究

本研究基于山东省三地市681名失地农民的入户调查数据,对失地农民的家庭资产选择进行系统研究,发现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即高收入失地农民偏好高风险家庭资产,低收入失地农民偏向低风险家庭资产。通过建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财富效应"的心理机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在财富与高风险资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金钱稀缺感在财富与高风险资产间起调节作用,失地前家庭资产与高风险资产占比的关系伴随失地农民金钱稀缺感的降低而变强。本研究揭示,失地农民的家庭财富通过投资风险偏好和金钱稀缺感影响其家庭资产选择。     

上海市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现状及对策分析

通过设计涵盖家庭基本信息、风险偏好、理财现状及未来理财期望等内容的调查问卷,随机对680户不同收入水平的上海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状况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对比不同收入家庭的风险偏好测试结果,我们发现上海居民家庭整体上都是风险厌恶的,但低收入家庭的风险偏好往往强于高收入家庭,同时不同收入家庭在资产配置时都存在着行为金融学上的非理性行为。结合家庭未来的期望理财计划和国外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状况,我们认为:居民家庭应当结合自身家庭收入及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资产配置的策略,转变观念,优化资产配置;而对于政府,应加快完善市场制度以降低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同时鼓励、监督、引导金融部门开发适合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     

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企业偿债能力的分析

对债务企业偿债能力的分析直接影响着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文章阐述了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企业偿债能力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影响债务企业偿债能力的因素，以及常用的几种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目前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企业偿债能力分析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泊头城镇居民资产结构变化及其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对泊头市城镇居民2003年以来200户居民资产调查资料的分析,了解城镇居民资产的结构、规模、演变的新特点及产生的效应,探讨影响居民资产构成的各因素以及当前居民资产结构配制中存在的问题,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完善居民投资环境、促进居民配置家庭资产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偏好顺序分析——来自四川的经验数据

论文以2006-2010年四川省5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融资方式选择的偏好顺序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与融资优序理论相悖,四川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顺序依次为短期债务融资、股权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内部融资。其中,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资产营运能力、资产盈利能办、市场竞争能力、股利支付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分别影响上市公司的内部融资度、债务融资度和股权融资度。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分析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来考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负债与资产现状。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分为经营性负债和消费性负债,其中以消费性负债为主。经营性负债中银行贷款居多;消费性负债中住房负债占比最高。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以非金融资产为主,而非金融资产中自有房屋比重最大,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与股票居多,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年龄段、文化程度、收入以及不同地区的家庭负债与资产状况。     

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HFS2019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观、客观金融素养及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都会提高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区分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群体发现,相比金融素养评价中肯家庭,过度自信家庭显著偏好参与股票市场。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总体上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自信偏差对股票市场参与和配置股票资产占比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风险态度强化了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深度的促进作用,但没有显著削弱自信不足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的交互作用对非农户籍居民、高收入家庭、低学历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会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强化居民的金融教育,同时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水平,促使居民理性参与股票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债务重组中企业债权资产价值的分析方法

债务重组中的关键是对债权资产“合理定价”，即确定债务企业可偿债能力。为此，必然要对债务企业(含责任第三方)的资产质量经营能力及发展前景进行分析评价，以解决债权资产定价问题。根据债务重组方式及债务企业经营状况的不同，笔者认为，债权人主要可采用假设清算、企业净现金流现值等办法分析债务企业偿债能力，确定债权资产的价值。     

风险态度与居民财富——来自中国微观调查的新探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在风险资产回报率剧烈波动的现实背景下,考察居民风险态度关于财富的函数形式对于研究家庭资产配置和相关市场政策的福利影响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使用代表性家庭调查数据,首次通过构建绝对和相对风险态度的指标,系统分析了我国居民风险偏好与财富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居民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是财富的减函数,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是财富的增函数,从而拒绝了常用于经济学模型假设的常绝对风险厌恶(CARA)和常相对风险厌恶(CRRA)偏好。进一步,我们发现背景风险可能是财富对风险态度的作用渠道之一,财富的变化改变了投资者面对的背景风险水平,继而改变其风险厌恶程度和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这意味着平抑经济过度波动等控制背景风险的政策将有助于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性。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风险态度的视角

基本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压力，释放家庭预防性储蓄，并调整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有必要从基本养老保险参与角度研究家庭资产利用率的提高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本文利用2013、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城乡养老保险参与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降低了家庭配置金融性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提高了家庭配置金融性无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与对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养老经济压力较大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调整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因此，应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发展，发挥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多渠道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缓解居民家庭养老压力，并着力提升居民金融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美国家庭负债对净资产积累的影响

本文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美国家庭的负债现状和变化轨迹、各类负债群体的财富特征、负债深度和债务用途等进行细致探索,以期发现家庭负债对家庭财富积累和投资意识等的影响方式与深度。本项研究对于揭示美国家庭负债的结构特征,深入研究家庭负债与家庭经济之间的数量化关系以及未来在我国建立科学和可行的家庭资产统计制度、准确识别我国居民家庭债务和变化趋势等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中国居民资产配置效率的门限效应研究:金融约束视角

本文基于金融约束视角,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并运用门限回归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居民资产配置效率的门限效应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流动性约束、房产持有及商业资产持有三个角度分析居民面临的金融约束,居民资产配置效率的非对称门限效应在不同样本中都显著存在。居民持有资产的风险水平越高,带来的投资收益增量部分越低。同时,持有房产在缓解居民金融约束的同时,资产风险增加对于居民资产配置收益的促进作用仍然下降,受流动性约束影响低的居民以及持有商业资产的居民均能够获得更高的资产配置收益。在不改变金融约束的框架下,以商业性资产替代房产作为主要资产种类能够从微观层面增强经济稳定性,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优化收入结构,提升资产配置效率。     

金融素养与居民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得和规模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财产性收入结构方面,金融素养显著提高居民金融资产收入占比,而对土地房屋收入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在金融素养影响财产性收入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呈现"马太效应",金融素养对城镇居民和风险偏好者财产性收入影响效应显著更大.     

广西居民收入与保险需求关系实证分析

运用广西自治区1991-2010年的经济数据,对广西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与保险密度四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并对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对保险需求具有促进作用,而广西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却和保险需求具有反向变动关系。所以必须全面提高全区居民生活水平,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促进广西保险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