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居民部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分析与财税政策取向——基于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的分析(1992～2009)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2～2009年资金流量表数据资料,分析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结论显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初次分配中功能性分配结构失衡是其主要原因。扭转居民部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的关键是提高非金融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减轻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税负是未来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增加居民部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高内部治理水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达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目标势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碳达峰压力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达峰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资本深化是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重要的渠道机制,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以应对碳达峰压力,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达峰压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仅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对于充分理解碳达峰压力背景下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保障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研究

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这就需要更加重视对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回看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呈现出类似趋势,即住户部门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和政府部门份额明显提高,因此,国民收入分配中各主体收入所占的比例理论上应该存在一个最优值,本文的目的就是找到这个最优值。本文利用1992—2018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估算最优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然后与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对比,进而提出针对性建议。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分阶段推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组成和提高劳动要素分配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处于进入壁垒较低、营商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最终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效率。本文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验证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影响效应的国外研究进展

传统观点认为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型的调控政策,但近年来国外学者有关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影响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多。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展开,强调货币政策通过利率调整这一外生变量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主要围绕合理预期展开,认为只要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规则保持长期不变,且始终公开透明,就可以为人们提供公平的规则和平等的机会。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以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为主线,探讨的重点在于劳动收入份额是否能完整地反映通货膨胀动态变化、货币政策是否应将劳动收入份额纳入目标考虑范围。从实证结果来看,大多数学者基于各国历史数据验证了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从传导机制上看,货币政策可通过收入构成、金融分割、资产配置、储蓄再分配等四个渠道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从政策启示上看,多数学者认为,合理的货币政策可提高就业、促进劳动收入增长、降低通货膨胀,从而直接或间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集团共同审计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吗？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集团的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基于外部信息治理视角，本文探析了共同审计对集团劳动要素分配的提升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团上市公司共用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更小、多元化程度更高以及共用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集团共同审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效率并促进劳动力升级，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而非高管层面。本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以期为提升集团效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常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过低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我国的税收制度及其结构是否有效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呢?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货劳税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税会降低劳动收入的份额,而企业所得税对其有正向影响;财产税和其他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为此,我国需要优化货劳税制度,进一步降低货劳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改革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财产税制度和其他税收制度,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原因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分配、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和矫正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述评,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企业中间品出口对工资的增长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中间品出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但企业中间品出口带来的企业工资增长效应是非对称的。总体来看,企业中间品出口对于具有较高和较低工资水平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但对于中等工资水平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产业层面,实证研究证明中间品出口对企业平均工资的非对称增长效应存在,且这种非对称增长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业内的工资差距。当前,我国应进一步促进中间品部门的转型升级,建立统一完善的中间品大市场,推动中间品生产部门劳动力工资进一步提升。此外,还应加速培育创新科技型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向高端制造行业流动,以开放促改革,统筹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与趋势分析

针对当前诸多学者关注的中国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本文在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分解的基础上,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测算。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劳动份额大约在0.5左右,从横向上比较,这一数值与发达国家的确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使用状态空间变量模型对1991-201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估算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一种倒"U"型形状,说明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更符合"库兹涅茨事实"而不支持"卡尔多"事实,这与大多数学者结论基本一致。从趋势上看,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已经过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时间段,未来劳动收入份额可能还会继续下跌,劳动在产出中贡献有可能继续降低。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看我国收入分配情况——与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比较分析

<正>本文利用我国最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和三者分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与美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差距做了比较分析,以期提出我国合理的收入分配改革建议。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中国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逐年降低,政府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美国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相对稳定。第二,劳动者报酬是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其增速持续慢于国民总收入增速;居民经常转移收入出现负增长,经常转移净收入的比重快速下降。美国居民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较高,平均高于中国5.1和10.5个百分点。第三,中国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增长快于同期国民总收入增速,经常转移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结构转换效应

在中国部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迅速进行调整和转型,同时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变迁与调整。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第三产业高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为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迅速作出调整,部分劳动力开始学习新的技能适应市场需求,部分劳动力无法即刻转化技能面临失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就业效应如果能依靠技术进步得以调整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基于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本文以全球化为视角,运用1999-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讨论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决定因素问题。根据劳动力与资本讨价还价模型,得出劳动收入占比的方程式,深入分析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如何通过影响动者讨价还价能力及劳动生产率对劳动收入占比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我国仍处于下行区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出口与进口会对劳动收入占比有负的影响。     

激励绩效优化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确立,其分配制度也必然要加以改革和调整。对于绝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员工而言,主要还是凭借付出的劳动获得收入。劳动收入分配的三种方式及其激励绩效在经济活动中,劳动收入的基本分配方式一般有三种:即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即按劳动要素分配)、按劳分配和平均主义。这三种分配方式有着不同的激励绩效,分别代表着所得报酬与付出劳动努力之间不同的激励结构。下面是关于这三种分配方式不同激励效应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假定劳动收入是由劳动努力(劳动付出)的生产函数Y(e)表示,而视资本存量不变,三种分配方式…     

住房、便利设施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微观机制与福利效应

通过构建住房和便利设施供给内生的空间均衡模型,运用人口调查数据和反事实检验方法,本文考察了住房成本和便利设施水平变动影响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成本随着异质性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而显著上涨,但城市便利设施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2)住房成本上涨与便利设施水平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与配置,反映在城市体系上,使得城市的规模分布分别呈现出扁平化和向大城市极化的特征;(3)就福利效应而言,住房成本上涨压缩了工资溢价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空间,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福利差距的扩大趋势;更高水平的便利设施促进了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也加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福利不平等状况。城市规模对上述福利效应存在放大机制。